郑家在徐州的祠堂被查封的时候，从祠堂的密室里搜出了一本帐册，帐册上记录着郑家几十年来向各级官员行贿的每一笔帐目。
时间、地点、人物、金额，写得清清楚楚，连银子的成色、票号的印鉴都附在后面，象是生怕后人查不到。
这本帐册被连夜送进了京城，送到了萧决的案头。萧决翻了翻，搁在一边，没有说什么。
那些在帐册上有名字的官员，有的还在任上，有的已经告老还乡，有的已经死了。可无论他们在哪里，是死是活，都逃不过接下来的清查。
世家遗留的私兵、家将、仆从武装，处置得比产业更谨慎，也更彻底。
崔家在江北的私兵最多，分布也最广。青州、兖州、徐州，每一处都有崔家的庄子，每一处庄子都养着少则几十、多则几百的庄丁。
这些人平时种地、看家、护院，农闲时操练，农忙时干活，和寻常的佃户没什么两样。
兵部派到江北去处置私兵的官员姓孙，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在兵部干了大半辈子，对各地的驻军、私兵、团练、乡勇了如指掌。
他带着萧决的手谕和兵部的调令，一处处地跑，一处处地清点、登记、甄别、处置。
老弱病残，直接遣散归乡，每人发三两银子的遣散费，足够他们回家买几亩地、安顿下来。
精壮的那些，编入边军，远调南疆北境，远离京城，远离故土，分散戍边。南疆瘴疠之地，北境苦寒之乡，一去就是万里之遥，这辈子能不能回来，全看造化。
遣散的那天，崔家坞堡的校场上站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从校场这头站到那头，谁也不说话，只有风声和偶尔的咳嗽声，在空旷的田野上载出去很远。
孙官员站在台上，手里拿着名册，一个一个地念名字。念到名字的人走上前来，签字画押，领银子，领路引，然后转身离开。
编入边军的那些，待遇比遣散的好了不少。每人发五两银子的安家费，一套全新的冬衣，一双厚底靴，还有一张写着自己名字的军籍牌。
他们被分成若干小队，由禁军押送，分批出发。
第一批出发的是去北境的，三百人，骑着马，穿着崭新的军袍，在冬日的阳光下排成一条长长的队列，沿着官道向北而去。
队列走得很慢，马蹄踏在冻硬了的土路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像擂着一面面蒙了厚布的鼓。
第二批去南疆的，五百人，走水路。
大运河上船帆林立，遮天蔽日，船队从通州码头出发，沿着运河南下，经过天津、沧州、德州、临清、济宁、徐州、扬州，一路往南，直到那个瘴疠横行、蛇虫遍地的烟瘴之地。
船上的人有的站在甲板上，看着两岸的风景一点一点地变，从枯黄变成灰绿，从灰绿变成浓绿，眼睛里全是茫然。
那些曾经为世家效力的将领，清查得比私兵更严。
兵部调阅了所有与崔、卢、郑三家有过往来的将领的文档，一页一页地翻，一笔一笔地查。
从他们的出生年月、籍贯、出身，到他们何时从军、何时升迁、何时与三家产生交集，事无巨细，全部记录在案。
清查的结果，牵连者甚众。
有人被流放，有人被斩首，有人被削职为民，永不起用。那些侥幸没有被牵连的，也都被调离了原来的岗位，换防到陌生的地方，从头开始。
从此世间再无世家私兵。
那些曾经在江南水乡、江北平原上盘踞了数百年的坞堡、田庄、营寨，一座一座地被拆除、被填平、被改造成农田。
青砖被撬走，石墙被推倒，地基被挖出来，填上土，种上庄稼。几年之后，那些地方会长出绿油油的麦苗、金灿灿的稻谷，和周围的田野没有任何区别。
不会有人记得这里曾经藏着一个家族几代人积累下来的、足以撼动朝廷的武力。
那些东西，都随着正月的雪一起化了，渗进泥土里，消失在时间的缝隙中，连痕迹都没有留下。
天下兵权，尽数归于朝廷，归于皇帝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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