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酒店的开业酒定在周末，天刚蒙蒙亮，毛毛往东门菜市场去，我踩着露水往镇中心的菜场走。青石板路沾着夜露，踩上去发着轻微的“咯吱”响，卖鱼摊前的白汽裹着鱼腥气飘过来，斩骨刀落在木案上的“笃笃”声、豆腐西施“嫩豆腐嘞”的吆喝声混在一起，把小镇的晨雾搅得活泛起来。
“木子老板！新鲜草虾，刚从河里捞的！”鱼贩老张隔着三个摊子朝我挥着手，网兜里的虾蹦跳着溅起水花。我笑着应下，转头瞥见角落堆着的本地茭白，白胖的笋壳裹着湿泥，掐一下能渗出水来——正是烧油焖笋的好料。刚摸出手机想给小丁打个电话，就见路口驶来辆银灰色面包车，车窗摇下，露出张带着汗的圆脸，嗓门先飘过来：“老板！我带了宁波笋干！”
是小丁。他跳下车时帆布包撞得“咚”一声，我伸手去接，触到布料竟带着余温——原来他怕笋干受潮，特意用棉絮裹了三层。“毛毛去东门买菜了，你坐三小时车累了，先去店里歇着。”我要拎包，他却往后躲，胳膊肘夹得更紧：“我年轻，这点东西不算沉！”跟着他往店里走，才发现他穿的还是当年上海见的那件藏青色夹克，袖口磨得发亮，却洗得没有一点油星。
开业酒的热闹超出预期。镇派出所葛所长、税务所老周，还有以前开服装店时的老主顾，都拎着水果篮早早到了。小丁在厨房扎了根，抽油烟机的轰鸣声里，糖醋排骨的甜香钻过门缝，引得包厢里的客人频频探头。我刚给葛所长满上黄酒，厨房就传来“滋啦”一声爆响，小丁的声音跟着冲出来：“老板！松鼠鳜鱼好嘞！”
端鱼往包厢走时，我往厨房瞟了一眼——小丁正用袖口擦汗，额前头发湿成一绺，却还对着帮厨阿姨摆手：“这鱼得再焖三分钟，汤汁收浓才入味。”那认真劲儿，比当年在上海饭店里更甚。
等最后一桌客人散场，天已经黑透了。我把小丁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个红包——里面是一千块，按行情，跨省来帮忙的厨师至少得给这个数。可红包刚递过去，他就往后退了两步，手摆得像拨浪鼓：“木子老板，这钱我不能要！”他脸颊涨得通红，声音发急，“当年我妈住院，是您借我五千块；我去宁波找工作，是老板娘写的推荐信。我来不是为钱，是记着您俩的好！”
我还想劝，就见他眼眶红了，眼泪砸在锃亮的皮鞋上，晕开小圈湿痕：“我要是为钱，犯不着坐三小时车来。您要是把我当外人，下次我就不敢来了。”手里的红包突然沉得攥不住，以前总听人说上海人精明，可眼前的小丁，比许多“自己人”更实在。我把红包收回来，拍了拍他的肩：“好，我不收。下次你来，咱喝好酒。”
小丁这才笑了，眼角还挂着泪，又聊了会儿宁波的事，才拎着包赶末班车。看着面包车消失在夜色里，毛毛从身后走来，递过件厚外套：“天冷，别站在风口。”我穿上外套，风裹着小镇的烟火气吹过来，竟比上海的冬夜暖多了。
开业第二天，毛毛把她二姐夫陈彬森接来了。男人跟我一样高，胖乎乎的脸上总挂着漫不经心的笑，拎着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他的菜刀和勺子。“我没正经拜师，就是吃得多了，自己琢磨的。”他放下包，菜刀往案板上“剁”了两下，脆响震得案板上的葱花跳起来。
我原本还担心他手艺，可第一盘油焖笋端上来时，心就落了地。笋块裹着琥珀色的酱汁，咬一口，鲜得能把舌头吞下去，比小丁做的多了点本地水土的醇厚。接下来几天，陈彬森的菜成了招牌，镇上开厂的老板们一来就点他的嘉兴酱鸭、清蒸鲥鱼，有时候还会等他炒完菜，拉着他喝两杯。
可没多久，问题就露出来了。陈彬森做菜不爱算计，边角料随手就扔，客人点三道菜，他能做五道菜的量；我跟他说“量太多了会亏本”，他翻个白眼：“做菜哪能算这么细？味道好就行。”有次毛毛跟他说“客人反映酱鸭太咸，下次少放点盐”，他当场就把勺子往案板上一摔：“我做了好几年菜，还轮得到你教？”
那天下午，陈彬森就没再来。毛毛给她姐姐打电话，听筒里传来无奈的声音：“他就这样，听不得半句不好，要用人就得顺着他。”我坐在办公室里，听着毛毛叹气，心里窝着火——做生意哪能随心所欲？不看成本、不顾客人，手艺再好也留不住。
“算了，不用他了。”我挂了电话，往厨房走，“我自己来。”
毛毛跟在后面，一脸担心：“你行吗？你以前就帮妈烧过家常菜，店里的菜要一两分钟出一个的。”我拿起菜刀，往土豆上“咚”地剁了一下，声音掷地有声：“陈彬森一个小学生都能做好，我不信学不会。”
话虽硬气，真上手才知道难。第一次炒番茄炒蛋，忘了先给鸡蛋放盐，等到番茄下锅，鸡蛋已经老得像橡皮；客人点炒螺丝，我照着菜谱倒油、放姜蒜、下螺丝，可端上去，客人吸了半天都吸不出来，最后只能用牙签挑着吃。
“老板，这螺丝咋吸不出来啊？”客人的声音带着笑意，我站在旁边，脸烧得发烫，只能不停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