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母家落脚的半年多，日子像泡在温粥里的棉絮，软得没个筋骨。直到惠娟抱着一摞书叩响门扉，那股裹着书店油墨香的风，才总算吹皱了这潭平静。她是来取我先前借的两本旧书，临走又往我怀里塞了套线装《七侠五义》，指尖蹭过泛黄的书页时，还带着点书店里的纸墨气。
我俩坐在母亲客厅的藤椅上翻书，谁都没提“怎么找到这儿”，更没提毛毛——不用问也知道，毛毛那些剪不断的糟心事，早顺着闺蜜的话头，飘进了惠娟耳朵里。藤椅晃着吱呀声，书页翻过的轻响里，倒藏着几分心照不宣的安稳。
那阵子我总爱往街面上跑，不是赴朋友的局，就是蹲在饭馆门口看热闹。改革开放的风刚扫过嘉兴，很多国家的工厂公司被私有化戓私人承包了，单位宴请像春芽似的冒出来，今天这个局、明天那个席，馆子店门口的自行车能从街这头排到那头，酒气混着菜香，飘得半个城都能闻见。
有次在小馆子里撞见惠娟，她端着碗炒粉凑过来，我嚼着肉丝随口叹：“要是我开家饭店，说不定也能分口饭吃。”原是句漫不经心的话，她却搁下筷子眼睛亮了：“这主意好！我们单位领导天天愁没地方吃饭，你开了，我把生意全拉来！”
这话像颗石子砸进心湖，原先没当真的念想，竟顺着水波生了根。后来在路上撞见发小张文明，他叼着烟冲我挤眼，说家里藏了些“好看的录像带”，让我得空去坐坐。
我揣着开饭店的心思找上门，哪有心情看那些花花绿绿的带子？反倒拉着他蹲在沙发上聊生意。
文明早年在毛纺厂供销科待过，后来因拿回扣吃了两年“国家饭”——我还记得事发前一天，他把腕上那块进口手表塞给我保管，说“木子兄，这东西你替我存着”，等他出来，我原封不动还回去时，他眼眶红了半圈。
他老婆那时在毛纺厂经营部门市工作，跟惠娟她们轻工门市相通，所以，有些闲言碎语飘到我耳朵里，可家事终究是家事，我这做兄弟的，只能把话听进耳朵，再烂进肚子里——女人嘛，三十岁的难，谁又说得清呢？
好在文明提前出来了，后来就开了贸易公司，天天陪着客户吃吃喝喝，一听我要开饭店，当即拍着大腿喊：“这主意靠谱！你开，我参一股！”那声爽快，倒还是当年那个跟我抢弹珠的发小模样。
有了人搭伙，底气也足了。接下来半个月，我把嘉兴城翻了个底朝天。那时候的嘉兴小得可怜，从东头走到西头也就一两公里，像样的铺面早被人占了，我跑断了鞋跟，脚底板磨出茧子，也没寻着合适的地儿。直到某天路过环东路，才猛地想起——我早年在这儿转让过一间铺面，今年八月就到期，该重签了。
我揣着忐忑找去锅炉所，所长是老熟人，先前打过几次交道。听我说明来意，他领着我往后院走，推开旧铺面的门时，一股积灰的潮气扑面而来：一排仓库空得能听见回声，蒙着灰的货架靠在墙上，倒像特意等着我似的。“外面那间到期还租你，里面仓库也给你用，”所长蹲在门槛上抽着烟，话锋一转，“但得说清楚——这块地说不定要拆迁，啥时候拆不知道，合同里得写死：遇拆迁没补偿，合同立刻终止。”
那时候嘉兴还没大兴土木，我望着空荡荡的仓库琢磨：就算拆，怎么也得等一两年吧？没把这话放在心上。跟文明一说，他更不当回事，拍着我肩膀笑：“等拆迁了，咱们早赚够本了！到时候换个更好的地儿，怕啥？”
说干就干。装修队一进场，电钻声、刨木声就填满了铺面，刨花在水泥地上堆成小山，初秋的燥气裹着木屑味，倒让我浑身都透着劲。文明揣着一万元来，说是入股的钱，还托人打了批桌椅——结果椅子做小了，直靠背硬得硌腰，客人坐上去没几分钟就挪屁股，最后只能堆在仓库里落灰，我又再掏腰包，重新买了软乎乎的靠背椅。
两个月后，饭店总算开张。头两天请单位领导吃饭，每餐摆满七桌，五粮液、茅台的瓶子倒了一排，笑声能掀了屋顶，喝到兴头就扯着嗓子唱卡拉ok，话筒线绕着桌子缠了好几圈。
开业后生意确实旺，惠娟也常带着客户来，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下午。有次深秋的中午，她喝多了，在包厢里用椅子搭了个临时“床”，蜷着就睡。我怕她着凉，从值班室抱了床小被子过去，刚推开包厢门，眼角就瞥见毛毛端着茶盅从厨房走来——茶盅沿凝着细小的水珠，不用想也知道，是泡给惠娟的醒酒茶。
我脚步没停，走到惠娟身边轻轻盖被子。刚掖好被角，她突然睁开眼，伸手就抱住了我的腰。毛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心里忽然冒起个念头：正好，让她看看我和她闺蜜“亲热”的模样。脚步声停在包厢门口，我顺着惠娟的手势低下头，唇瓣碰到她带酒气的嘴唇时，听见门口的脚步声顿了几秒，又慢慢远了。
十秒后，我挣开惠娟的手，拍着她肩膀说：“睡会儿吧，醒了再吃点。”转身出门时，正撞见毛毛站在吧台边，眼睛瞪得圆圆的，却没开口质问。我拿起抹布擦桌子，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