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喊了一声，风声把话吹得散碎。
“那发电报！”她声音更响，“就说‘要货，速发’！”
临走前，小宋把一个鼓鼓的信封塞给我：“木子，这两万你先拿着，要是洛东有好货，你帮我们先垫着进货，回头我再给你补。”
我捏了捏信封，厚度刚好是二十沓钱。“放心吧。”我把信封塞进抽屉，压在地图底下。
第三天下午，邮政局的人送来封电报，就四个字：“要串珠衫”。我当天就去了洛东，厂里果然留了五十件串珠皇后衫，我直接拉回了家。
两天后，银行通知我，小宋的汇款到了，一万块，附言写着：“催紧点，时间是钱”。
这一年靠帮小宋他们拿货，我赚了两万多。秋天的时候，我咬咬牙，花六千块装了电话——红色的拨号机，挂在堂屋墙上，听筒线绕了三圈，毛毛妈总说：“这玩意儿比摩托车还贵，值当吗？”
我擦着电话按键笑：“值当，客人联系方便，说不定一个电话就赚回来了。”
转年开春，最后一批羊毛衫发走后，小宋那边还有一万多货款没到。
我估摸着是天气突然热了，毛衫压了货，也没催——反正这钱也是从他们那儿赚的，大不了开春的生意白做，犯不着伤和气。
手里有了些钱，我就不想再摆地摊了。
风吹日晒不说，遇着工商检查还得抱着货跑，狼狈。
正琢磨着盘个店，摆地摊的朋友弁勇跟我说他有个朋友周伟龙在建国北路步行街有个小铺子要转，就在九洲理发店旁边，我带你去看看。
我当天就和他过去了。那时候刚成立步行街没多久，铺面前的水泥石子路还透着新气。
九洲理发店是国营的，玻璃门上贴着“烫发五元”的红纸条，旁边就是要转的铺子——二十来平方，进深窄，宽倒够，能摆两个玻璃柜台，四面墙钉上木架挂衣服，正合适。
店主是周伟龙说，转让费四万五。我算了算手里的钱，咬咬牙应了：“行，我要了。”
转眼到了初秋八月，嘉兴的桂花香飘了一条街。
北方来进货的人又多了，我把店里四面墙全挂上羊毛衫，串珠的、绣花的、纯色的，满满当当。
小客户拿个十件八件，我就每件加五块十块，生意竟比摆地摊时还忙。
这天傍晚，我正给一件毛衣钉价签，门外传来敲门声，我开门一瞧，小宋站在门口，身后跟着小刘，怀里抱着个小箱子。“木子！”他嗓门还是那么亮，把箱子往地上一放，“给你带的，沈阳产的红双喜压力锅，炖肉快得很！”
小刘从他身后探出头。
“快进来！”我往屋里让，毛毛妈听见动静，端着盘南湖菱出来：“是小宋啊？快坐，刚煮的菱角。”
小宋刚坐下，就从内袋掏出个牛皮信封，推到我面前：“木子，这是上半年最后一批货的钱，一万八。对不住，拖了这么久。”
我捏了捏信封，厚度刚好。
“没事，谁还没个难处。”我给他们倒茶，“先喝茶。”
吃饭时，小宋才说清缘由。
原来去年春天突然热得早，最后一批毛衫运到沈阳时，街上都有人穿单衣了。“货压在仓库里，柜台空着不行啊。”他扒了口饭，“我急着去温州进皮鞋，皮鞋尺码多，压了不少钱，资金回不来。”
他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我寻思着你做毛衫批发，夏天用不上大钱，你又没催过，估计是猜到我难了。
我家小媳妇几次要给你打电话说，都被我拦了——一万多块拿不出来，太没面子了。”
“你这就不对了。”我放下筷子，“有难处说一声就行，我又不是催债的。换成别人，说不定早找到沈阳去了。”
他嘿嘿笑：“我家小媳妇说，你肯定不会。”
“她咋没来？”我往门口望了望。
“怀孕了，保胎，走不动路。”
小宋眼里亮了亮，“这胎查了，是儿子！”
“那得恭喜你！”我端起酒杯，“要升级做爸爸了。”
碰了杯，我笑着问：“这次来，是特地还钱送锅，还是又想做毛衫？”
小宋放下酒杯，从包里掏出个鼓鼓的黑塑料袋，往桌上一放——“哗啦”一声，竟是一沓沓崭新的钱。
“还是木子哥眼尖。”他眼里闪着光，“这次来，想搞批好货。我要包洛东羊毛衫厂，就要他们家的串珠皇后衫，今年北方兴这个。”
我愣了下——包厂？洛东那小厂，虽说货不错，但一天也就出一二百件，值得包？
“你发财了？”我打趣他，“出手这么阔绰。”
“去年皮鞋赚了点。”他拍了拍塑料袋，“这里是十万，你帮我去谈。今年不用你垫钱，钱先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