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老虎赖在嘉兴城头上不肯走时，我摆地摊整半年了。
钱是真见了回头钱。从最初攥着几张皱巴巴的毛票算成本，到如今铁盒子底沉着大几千块——都是实打实从中山路夜市、勤俭路街角挣来的。白天蹲在摊子后数零钱，看日光把“上海牌”手表的玻璃面晒得发亮，傍晚收了摊，就揣着钱包往东风饭店旁边的小炒摊钻。
那会儿嘉兴的夜刚有几分活气。小炒摊的煤炉总冒呛人的烟，炒螺蛳的铁铲叮当响，我和毛毛经点一盘炒鳝糊，一盘盐水毛豆，一碟炒螺丝一瓶加饭酒，喝到脸红就往工人文化宫跑。
里面的舞厅刚换了新彩灯，转起来像把星星揉碎了撒下来，我踩着《粉红色的回忆》的调子瞎晃，看姑娘们飘逸的长裙子扫过地板，心里头是飘的。
这种飘，在看见隔壁五金公司大堂里那辆摩托车时，突然就落了地。
是辆日本产的铃木绿色车身，油箱上的银标在太阳底下亮得扎眼。
那会儿摩托车金贵得很，嘉兴城里可数得见，谁家男人要是骑一辆，开过去能引得半条街的人回头。
我每天收摊都绕路去看，看修车师傅擦它的链条，听发动时“突突”的声儿，脚底下跟生了根似的。
“你这眼神，跟饿狼瞅着肉似的。”毛毛凑过来，“想买？”
我没吭声。谁不想？男人对这铁家伙的稀罕，跟姑娘爱新头绳一个理。可手心里的钱是活水，进手表、跑义乌拿衣服，哪样离得开流动资金？
真把钱砸进摩托车里，遇上好货拿不出钱，那才是捡了芝麻丢西瓜。
“生意要紧。”我扯了扯嘴角，转身往摊子走，可眼角余光总忍不住往五金公司瞟——那抹绿，跟烙在心上似的。
没过多久，手表库存见了底。
先前去厦门进货，都是挤绿皮火车的硬座，二十几个小时熬得腰都直不起来。
这回口袋里有了底气，托火车站票房的朋友买了张卧铺票。
也不贵，几十块钱，搁以前能让我肉疼半天，这会儿只觉得值：躺在小床板上，盖着列车员给的薄被，听着车轮“哐当哐当”响，天亮就到厦门，连脚都不酸。
还是住王丽珠姐家。到厦门就像回到了自己家，我每次来都住那儿。
丽珠姐总炖着闽南的土鸭汤，汤上浮着金黄的油花，喝一口暖到心里。“木子，你这趟来，气色比上次好多了。”她给我盛汤，“是不是生意顺了？”
我跟她笑说“还行”，没细说赚了多少，她家的手表销量她大概也有数，
第二天去石狮，才真惊着了。
石狮的街跟嘉兴完全两样。
摩托车跟蝗虫似的横冲直撞，“突突”声能把耳朵吵聋，骑车的大多是年轻后生，穿花衬衫，戴蛤蟆镜，风一吹，衬衫下摆飞起来，野得很。我站在街角看，心里那点对摩托车的念想又冒了头，跟春草似的疯长。
晚上回丽珠姐家，忍不住提了一嘴：“姐，石狮摩托车是不是便宜？
嘉兴城里一辆要顶我小半年收入呢。”
丽珠姐正帮我整理刚拿的衣服，闻言抬头笑：“便宜是便宜，可大多是走私来的。
我们这儿交管睁只眼闭只眼，你们内地就不同了——上牌、查证，管得严着呢。
你真想买，先回嘉兴问问清楚，能上牌再来，钱不够姐先垫着。”
她话说得实在，我点头应下，心里却跟揣了个小鼓。那天晚上没早睡，帮丽珠姐在灯下组装手表，她自从上次跟我一起去摸底后一个月也开始组装电子表了，零件细小，得眯着眼穿表带。
我一边穿，一边想石狮街上的摩托车，想它们跑起来带风的样子，手里的活都慢了半拍。
在厦门歇了两天，扛着两大包衣服回了嘉兴。刚把货卸下就往车管所跑。跟门口看车的老交警递了根烟，打听摩托车上牌的事，老交警嘬着烟说：“只要手续齐，能上。就是进口车麻烦点，得有正规发票。”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接下来半个月，我把摊子盯得更紧，连文化宫的舞厅都少去了。等手里的钱又攒够了数，咬咬牙，直奔五金公司——那辆绿色的铃木还在，我指着它跟老板说：“开票，我要了。”
骑上摩托车的那天，嘉兴城的风都是甜的。
我在中山路开得慢慢的，故意把油门拧得轻响，看路边摆摊的同行直瞅我，毛毛坐在后座跟路边摆地摊的人打招呼，我笑着抬手比了个“耶”。
晚上更疯，载着毛毛往南湖边跑，夜风从耳边刮过，远处的湖心岛亮着灯，像浮在水里的星星。
有了摩托车，进货也利索多了。以前去杭州红太阳广场，龙翔桥市场。那时候还没四季青，得坐长途汽车晃两个钟头，现在拧油门就走，一个多小时就到。
听说上海柳林路也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