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里，红砖被岁月晒得温润，台阶上偶尔有抱着书本的学生经过，脚步声轻得像怕惊扰了廊下的光影。芙蓉隧道里满是斑斓的涂鸦，有的是社团的俏皮宣言，有的是毕业生的温柔留言。指尖拂过墙面上“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的字迹时，风从隧道另一头涌来，带着少年人特有的、蓬勃又干净的气息。
最难忘是芙蓉湖边的午后。垂柳垂进水里，把波光晃成碎银，几只白鹅慢悠悠地划水，岸边有学生铺着野餐垫读诗，也有白发教授牵着狗散步。阳光透过棕榈叶筛下来，落在石凳上、书页上，连空气里都飘着青草与书香混在一起的味道——那是属于校园的、既纯粹又鲜活的气息。
离园时回头望，看见钟楼的影子斜斜映在草坪上，忽然懂了为什么人说厦大是“最美校园”。它的美从不在刻意雕琢的景致，而在那些流动的瞬间：是课堂间隙匆匆的脚步，是湖边无意听见的轻笑，是风里飘来的粉笔灰味与花香——这些细碎的、带着温度的片段，拼出了所有人关于“最好时光”的想象。
下午我们又去了南普陀寺。踏进山门时，香火的暖香混着檐角铜铃的轻响漫过来，青石板被往来的脚步磨得温润，抬头便见红墙黄瓦在浓绿的菩提树荫里若隐若现。殿宇前的香炉里烟气袅袅，有人双手合十垂眸默念，有人踮脚将许愿牌挂向高处，连风过树梢的声息都慢了些，像怕扰了这份静心。
绕到偏殿后的回廊时，忽见墙根下坐着个老叫花子，灰旧的棉袄沾着污渍，面前摆着只豁口的搪瓷饭盆，正垂着头拨弄盆里几片干硬的面包。同行的王丽珠脚步顿了顿，没说话，只是从随身的皮夹子里抽出一叠港币——那叠钞票叠得齐整，边缘还带着新钞的挺括——抬手轻轻丢进了饭盆里。“哐当”一声轻响，老叫花子猛地抬头，眼里先是茫然，随即涌起点点光亮，讷讷地想道谢，王丽珠却已转身往回廊那头走了，素色的裙摆扫过石阶上的青苔，像没留下什么痕迹，只留那叠港币在阳光下泛着浅淡的光泽，和饭盆的旧痕映在一起，竟生出些温柔的对比。
再往前去，见寺里的僧人正抬着木桶给殿前的荷花浇水，粉白的花瓣上沾着水珠，映着殿顶的鎏金瓦，亮得晃眼。忽想起方才那一幕，才觉这寺的静，从来不是只在香火与经声里——有人在佛前求平安，有人在转角递温暖，这些藏在烟火里的善意，原也是这方天地里，最柔软的风景。
在厦门待了一星期，我该回家了。把手表藏在旧西装里面，打好包去车站托运随身行李。当晚结账时，我把钱全掏干净了还缺一千多元，不好意思地说：“拿掉300只手表吧，我带的钱不够。”那时候没微信也没支付宝，全靠现金交易。她老公老许说：“没关系，下次来再给吧。”
临走时她塞给我袋面包、可乐，还有午餐肉：“带着路上吃。”我想把这点心钱塞她手里，她瞪我：“看不起人？”又把钱塞回来，“下次进货还来我这，给你留好货。”
回嘉兴时，火车座位底下还是硌得慌，可怀里揣着一箱子电子表，随身行李里也有几千只，心里挺踏实。到站时已是中午十一点，先回去洗个澡、吃了中饭，再过来拿行李。
可下午正准备去拿行李，毛毛大姐夫的表弟带信来：我的包裹被查封了，提货时要当面清查。因为从厦门过来的包都要检查是否有走私物品，这下麻烦了——被当成走私物品就得充公了。
想了一下午，最后决定冒险去偷自己的东西。大姐夫表弟的女朋友刚好在托运部工作，晚上她值班。我和毛毛就去跟她接头，想办法怎么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她想了想说：“办法是有的，但要掌握好时间。半夜他们吃宵夜时仓库没人，但只有五分钟左右，一秒钟都不能耽误，否则问题更严重。”她告诉了我包裹放置的位置，让我在仓库外等，看她手势示意，又说：“不能全部拿完，一旦发现没东西了，他们会重新称重，那样就露馅了。”
好，我仔细回忆着哪些是走私手表，哪些是组装手表——走私表一定要拿走，会充公；组装表不怕，最多加百分之三点三营业税，反正要交税，先交晚交都一样。
半夜潜入仓库，等职工去打宵夜。他们人一走，我马上行动。因为白天已经记熟了位置，两分钟就搞定了。
第二天大大方方去提货，车站通知了工商局，来人竟是我办营业执照时见过的小姚——他是余副局长的手下，我见过几次面，倒也不心慌。打开包裹，里面只剩几百只组装手表。小姚对车站的人说：“没有走私货。”又问我：“手表有没发票？”我说：“本来是开了票的，但火车上手提包被偷了，现在拿不出。”工商局的人把手表拿了过去，说：“你先把其他东西拿回去，等下来工商局接受处理。”
我说好的，心里暗笑——旧西装他们竟不管。
把东西拿回去后，我带了钱去工商局，刚好遇上余副局长。她问：“木子，有事？”我说是有点事，就把手表被拿到工商局的事说了。
“哦，原来是你的啊。”她有点为难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