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小店的日子其实也挺辛苦的，早上五点多就得起床，因为很多农村的人会路过门口，他们会早早的上街去茶馆喝茶，上街卖菜的，路过店门口会看一下买点饼干面包啥的充当早点，回去时带点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的，晚上我们对面露天电影放映时也得守到夜深电影散场了，看电影的人都会来小店买瓜子蜜饯糖果小零食。
真是开店容易守店难，有一次水处理设备厂要一批磄瓷茶杯，我走遍了嘉兴百货批发点，断货，想想能赚二三百元放弃了可惜，我就去省城杭州了，天没亮就坐上开往杭州的绿皮火车。
绿皮火车在暮色里晃着，轮轨声钝钝的，像敲在心上。泮小苏刚离开的座位还留着点余温，她坐过的搪瓷茶杯纸箱上，似乎还沾着发间淡淡的皂角香——不是城里姑娘时兴的雪花膏味，是带着水乡潮气的清爽，像长安镇河边刚抽芽的柳丝。
我抬手摸了摸发烫的耳根。刚才小苏弯腰帮我把纸箱搬到过道时发梢擦过我的胳膊，轻得像羽毛，却让我浑身绷紧了。她直起身时喘着气，额角沁出细汗，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你这箱子沉得像装了块铁，搪瓷茶杯真这么金贵？”
他当时只顾着点头，连话都没说利落。其实哪是杯子金贵，是这趟杭州行太折腾——天不亮揣着皱巴巴的钱出门，在嘉兴站挤绿皮火车时，裤脚还被人踩破了个洞；到了杭州城站，啃着两毛钱的肉包打听批发站，转了三个钟头才在建国路的老巷子里找到那家藏得深的百货批发行。老板蹲在门槛上抽烟，说搪瓷茶杯是紧俏货，只剩最后四箱，要就全搬走，不零卖。
我当时眼睛都亮了。水处理设备厂订了一百五十个，这四箱够发还能多囤些，摆在小店里准能卖。可老板说不负责送货，货运站在艮山门，离这儿十里地。
我咬咬牙买了麻绳和扁担，把两箱捆成一担，挑起来时肩膀“咔嚓”响了声——我在石机厂是板金工，有的是力气，可这担子压在肩上，走两步就晃，麻绳勒得皮肉生疼。
那天日头毒，柏油路晒得发软，我走得浑身淌汗，衬衫黏在背上像层胶皮。路过自来水龙头时，我捧着龙头猛灌，凉水顺着下巴滴进衣领，才敢歇口气。
有路人看我挑着箱子直皱眉：“小伙子，这是往哪去？雇个三轮车多好。”我只能干笑——三轮车要五块钱，够我小店小半天的油盐钱了。
就这么一步一挪，走了四个钟头，到火车站时，鞋底子都磨薄了块。
若不是小苏，我怕是真要卡在进站口。那验票员叉着腰，盯着我脚边的四个大箱子：“超重了！要么补行李票，要么把箱子留下。”补票要十块，够我跑两趟杭州的车费；留下更不行，水处理设备厂催得紧。我正急得抓耳挠腮，身后突然传来脆生生的声音：“我们两个人的。”
我回头时，正撞见泮小苏冲我眨了眨眼。她扎着麻花辫，蓝布褂子洗得发白，却衬得眉眼亮堂，像刚从河里捞上来的月光。验票员较真，说她票到长安，我到嘉兴，不是一路人。小苏却不慌：“规定说‘同行人’得同站下车？他帮老乡挑个货，也算为人民服务，哪条规矩不许？”她语速快，眼睛却弯着，没带半分火气，倒让验票员哑了火。
后来在候车室，我才知道她早看我不对劲。“我买完票看见你在门口转圈，挑着箱子跟个陀螺似的，就猜你准要卡这儿了。”她坐在我让出来的纸箱上，辫子搭在肩头，“我爸以前也跑供销，去上海进货总被车站拦，说他蛇皮袋里塞太多袜子，每次都得跟人磨嘴皮子。”
我听得发怔，原来她不是碰巧，是特意跟过来的。
我低头看着自己磨破的鞋尖，突然觉得喉头发紧：“我……我都没问你，你来杭州是做什么？”
“给我妈抓药。”小苏用手指划着纸箱上的纹路，“她有老寒腿，杭州胡庆余堂的膏药管用，我每个月来一趟。”她抬眼笑了笑，“其实也巧，今天药抓得快，不然也遇不上你。”
火车过临平站时，窗外飘起了细雨。小苏扒着窗户的景色看，景外有一条河，她说我们长安镇的河也通钱塘江，夏天时她总跟弟弟在河边摸螺蛳。
“你开的小店卖什么？”她突然回头问，“有长安镇没有的糖吗？我弟总念叨城里的水果糖。”
“有，橘子味的，一毛钱十颗。还有大白兔奶糖，话梅糖”我赶紧说，“还有瓜子，炒得脆，下电影时卖得最好。”
说起小店，我话就多了——早上五点起炉烤面包，农村大爷路过买两个当早点，顺带捎袋盐；晚上对面露天电影放《庐山恋》，看电影的姑娘们挤着买蜜饯，叽叽喳喳的，比电影还热闹。
小苏听得认真，眼睛亮晶晶的：“真好，自己当小老板。我就不行，我爸让我在家待着，说女孩子跑供销抛头露面，可我就想出来走走。”她顿了顿，又笑，“不过今天出来遇见你，值了。”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我抬眼望过去，雨丝打在车窗上，晕开一片模糊的水痕，正好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