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的那一个月，日子像病房窗外的梧桐叶，被秋风吹得卷了边，便在这卷边的叶影里慢下来。却因毛毛踏进来的脚步声，每一步都落得扎实——她总揣着那只铝制饭盒，掀开时白汽袅袅升起，裹着烟火气扑过来。有时是糙米饭卧着炒青菜，油星子浮在叶尖，像沾了碎光；偶尔能见块红烧肉，瘦多肥少，定是她从自己碗里匀出来的，看她颧骨愈发分明的脸便知，她定是在厂里啃着冷馒头，把热乎的都攒给了我；或是掺了玉米碴的粥，稠稠地裹着碗边，碗底常卧个嫩黄的荷包蛋。她总说“我不爱吃蛋黄，噎得慌”，可我捏着那蛋，指尖能触到她揣在怀里的温度——她哪里是不爱吃，是把暖都攒给了我。
我闹脾气的那天，她六点四十五分才推门。雨丝斜斜飘着，像扯碎的蛛网，她额前碎发黏在脑门上，裤脚卷到膝盖，露出的小腿溅了片泥，青黑的泥印顺着腿弯往下淌，像是摔过跤。我刚要扯着嗓子说“别再来了”，她先把饭盒往床头柜上一放，从棉袄内袋摸出个油纸包，是巷口老店的糖糕，还温乎着。“今早雨大，骑车打滑，绕去买这个耽误了”，她喘着气笑，睫毛上挂的小水珠滚下来，落在鼻尖上，像只淋了雨却硬撑着不躲的雀儿，眼里倒还亮着光。
到了嘴边的话霎时咽了回去。我咬口糖糕，甜意混着噎人的慌，往心口沉。后来她更准时了，有时五点半就蹲在住院部门口的台阶上，怀里揣着饭盒，见护士来就往柱子后缩，像只护着食的小兽。护士们见了总笑：“木子，你对象比我们查房钟还准。”她听见了就红着脸往我身后躲，耳朵尖都透着粉，递饭盒的手却攥得更稳，生怕洒了半滴汤。
那一年复发了四次，医院的白墙看久了，连梦里都是消毒水的味儿。父母亲没踏过住院部的门，姐姐妹妹弟弟像是忘了有我这个病着的兄弟。倒是同车间的电焊工张培文，成了那段日子里除了毛毛外，唯一能畅快说上话的人。
我们常在病房走廊摆张折叠桌下棋。他总爱悔棋，指尖捻着棋子顿了顿，笑出些涩意：“我这病，说不定下次就没机会跟你争这步了。”我骂他“乌鸦嘴”，手却松了劲，任他把棋子挪回原位——谁都知道，这话里藏着多少无奈。晚饭后在后院林子散步，他烟瘾犯了，就偷偷摸出根烟，打火机“咔”地亮一下，火光在昏暗中映出他清瘦的脸，颧骨凸着，眼窝陷得深。“木子，”他吐口烟圈，烟圈在晚风里散得快，“咱这年纪，本该在厂里抢着加班赚奖金，在街边跟姑娘吹口哨，怎么就困在这白墙里了？”烟味混着晚风飘过来，我别过脸，喉结滚了滚，没接话。
他说要去吃虾仁面那天，太阳好得少见。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地上，像铺了层碎金，风一吹，金片就跟着晃。“勤俭路口那家‘老面馆’，虾仁鲜得能蹦”，他眼睛亮得很，像揣了星子，“我妈以前总带我去，说吃了长力气。”我知道他尿毒症碰不得这些，拽着他胳膊劝：“忍忍，等你好点，我让毛毛给你做素面，放香菇、笋丁，比虾仁面香。”他挣开我手，拍了拍我手背，笑纹里都带着馋：“就一次，尝尝味儿，解解馋。”
那天半夜被护士的脚步声惊醒。隔壁病房吵吵嚷嚷的，医生护士的脚步声踩得地板咚咚响，灯亮了一整夜，光透过门缝渗进来，照得墙根一片白。第二天早上他被抬上救护车，往上海送。我扒着窗户看，车后窗玻璃上，他瘦得脱了形的手好像朝我挥了挥，那只手曾攥着棋子跟我争输赢，曾递烟给我时抖得厉害。没过几天，他老妈红着眼来收拾东西，攥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布上还留着电焊灼出的小洞，哽咽着说“没救回来”——才23岁的人，说没就真没了，像阵风刮过，连痕迹都轻。
我坐在病床上发愣，后背抵着冰凉的墙，那凉顺着脊椎往心里钻。毛毛蹲在我跟前，双手攥着我手，她手心总比我热，像揣了个小暖炉，把我的手往她怀里塞。“不怪你，”她声音轻得像羽毛，“他自己要去的，你劝过了。”可我总想起他说“尝尝味儿”时的眼神，像个馋了许久的孩子，那眼神里的光，比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碎金还亮，却碎得猝不及防。那天我第一次认真瞧她的脸：眼下有淡淡的青，是夜夜蜷在病房折叠床上熬出来的；嘴角裂了道小口子，定是没顾上喝水，风一吹就疼。我突然怕了——要是我也像张培文那样，这双总攥着我暖手的人，该怎么办？
工厂的传言飘进耳朵时，我正靠在墙根晒太阳。有个从前同组的同事溜到走廊尽头，凑我耳边嘀咕：“厂里都在传呢，张培文都没了，你这病比他还麻烦，估计……”他没说完，可那眼神里的掂量我懂，像在估一件快坏了的旧物。我没动，也没恼，毛毛正蹲在旁边给我擦鞋，鞋刷蘸着水，擦得帆布面发白，听见了就猛地抬头，眼里冒着火要怼回去，被我按住了。“让他们说，”我拍了拍她攥着鞋布的手，她手还在抖，“他们说我活不久，我偏要活得结实点。”
那天起我早睡早起。护士来给邻床抽血时，我早醒了，靠在床头等她换针管，看阳光慢慢爬过墙；早饭吃完就拉着毛毛去后院走，她总攥着件薄外套，走两步就回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