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按要求修正内容，去除了不适合少儿的导向性表述，同时保留故事主线与情感脉络：
日子像浸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挂在晾衣绳上，风一吹就晃悠两下，却总也晒不透那股潮乎乎的闷。
在家歇了几日，起初还觉得是偷来的清闲，到后来便只剩骨头缝里往外渗的无聊。
窗外的蝉鸣聒噪得像钝锯子拉锯，我盯着墙上泛黄的日历数了三遍，终于还是决定——上班去。
至少车间里的机器轰鸣声，能盖过这漫无边际的空落。
那天我刚在办公桌前坐定，端起搪瓷缸子抿了口凉透的茶，热处理车间的任加明就晃了进来。他是来找小春师姐的，见师姐不在，便往我对面的椅子上一坐，笑着开了腔：“歇够了？我看你这脸色，倒比上班时还好些。”
“好什么好，闲得骨头都快锈了。”我往他面前推了推茶叶罐，“来，喝口茶？”
任加明也不客气，捏了撮茶叶泡上，眯着眼道：“说真的，你觉不觉得，这世道好像要变了？”
我挑眉看他。
“邓爷爷主政后，你没听说？南边那边，都开始有私人做生意了。”他压低了声音，眼里却闪着光，“我琢磨着，咱总在厂里耗着也不是事儿，要不……咱合伙干点啥？”
“干啥？”我来了点兴致。
“养鸡！”他一拍大腿，“我乡下亲戚家那边有场地，养山里的鸡，不愁卖。到时候攒点钱，比在厂里拿死工资强多了！”
这主意听着倒实在。我心里盘算着，点头道：“行啊，这事儿能弄。”
可高兴劲儿没持续多久，就被一盆冷水浇了下来。养鸡得有饲料，这是最基本的。晚上回家，我跟父亲提起这事儿，想让他帮忙想想办法——父亲跟局里的领导都常在一起开会，总归有些门路。
父亲听完，眉头皱了半天，才叹口气：“要是弄个一两次，我托托关系，或许还行。但要长期供货，难。”他顿了顿，声音沉了些，“现在粮食还是统购统销的，私人大量搞饲料，政策不允许。这红线，碰不得。”
我没再说话。父亲的话像块石头，把那点刚冒头的火苗压得死死的。那个年代，政策就是天，个人的这点念想，在庞大的体制面前，轻得像根鸿毛。
养鸡的念头只能作罢。夜里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偶尔驶过的卡车声，心里又空了。还是得把英文学扎实些——这个念头像沉在水底的石子，又慢慢浮了上来。上夜校那会儿，多少人心里都揣着同一个模糊的梦，去南方闯荡，去那个传说中遍地是机会的地方。或许，那才是唯一的出路。
日子又回到了老样子。上班时，报纸翻得卷了边，茶水续了一遍又一遍；下班后，要么跟工友们凑在一起聊天，要么去参加厂里的舞会，在热闹的音乐里晃到深夜。无聊像潮水，一涨一退间，就把青春的日子泡得发了胀，却又没什么分量。
那晚约莫九点多，舞也散了，晚风里带着点凉意，肚子却空落落的，像揣了只乱叫的猫。我站在宿舍窗边，望着河对面的工厂——那是热处理厂，夜班正忙得热火朝天。后门岸边的路灯下，几个穿着蓝色工装的姑娘正围着个搪瓷盆吃宵夜，蒸汽腾腾的，看着看着我肚子就饿得咕咕叫。
我一时兴起，朝着对岸喊了一声：“喂！谁帮我去食堂打点宵夜过来？饿死了！”
本是随口一说，隔着条河，又是陌生的厂子，哪能真有人应。可话音刚落，就听见一个清亮的女声回了句：“等一下！马上帮你去打！”
我愣了愣，扒着窗框仔细看，只见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姑娘转过身，快步跑进了厂区。旁边的几个姑娘还在笑，冲我这边挥了挥手。
我心里觉得好笑，八成是姑娘们闹着玩呢。谁知过了十来分钟，就见两个身影沿着河岸走了过来，借着月光，能看清是刚才那两个姑娘，其中一个手里还拎着个铝制饭盒。
“给你。”到了宿舍门口，梳马尾辫的姑娘把饭盒递给我，脸上还带着点腼腆的红。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油豆腐烧肉，还卧着二两米饭，香气顺着热气直往鼻子里钻。我馋得咽了口唾沫，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连声道谢：“太谢谢你了！多少钱？我给你。”
“不用不用，”她摆着手，声音细细的，“食堂打的，没多少钱。”旁边的姑娘也笑着帮腔：“是啊，以后你要是饿了，喊一声就好。”
说完，两人就转身回了对岸的厂区，蓝色的工装背影很快融进了车间透出的灯光里。我捧着空饭盒，心里暖烘烘的，像揣了个小太阳。
从那以后，差不多每天晚上，只要我在窗边喊一声，过会儿总能看到她拎着饭盒过来。有时候是她一个人，有时候是跟那个爱笑的姑娘一起。我渐渐知道，爱笑的姑娘叫董红芳，而总给我送宵夜的，大家都叫她毛毛。
熟了之后，我才从董芳嘴里套出个秘密——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