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宗室中，都不是很高，所以，当地的南方士族，并没有把这位司马氏王爷，当一回事儿。司马睿来到建康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一个士族，前去拜访。这让司马睿感到了非常郁闷，王导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因此，他必须要帮琅琊王，扳回一局。
这个时候，王导想到了自己手握实权的堂兄王敦，他要和王敦导演“一出戏”。《晋书·王敦传》记载：
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当时，王导的堂兄王敦，正担任扬州刺史，掌握扬州的军政大权。于是，王导劝说堂兄，希望王敦，可以与自己，一起襄助琅琊王：“琅琊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 (《晋书·王导传》)兄弟二人达成一致，共同襄助司马睿。
王导、王敦兄弟决定，先要在江东士族面前，为司马睿树立威信，正好马上就要到三月初三的上巳节了，根据《晋书·王导传》的记载：
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
在上巳节那天，王敦和王导，联手演了一出“大戏”。按照风俗，上巳节那天，无论男女老少，高低贵贱，都要到河边参加一项活动：“祓禊”。身为晋朝宗室的司马睿，自然也要去参加祓禊。
所以，在那一天，王导别出心裁，为司马睿安排了一台高档的“肩舆”，相当于一种上档次的轿子。然后，两边敲锣打鼓开道，极具威仪。王导、王敦兄弟，以及一些知名人士，则骑马跟随其后。当时，像纪瞻、顾荣这些江南士族，看见此情此景，不禁震惊不已，连琅琊王氏这样的大族，都对司马睿如此恭敬，他们自然也不敢怠慢，相继在道路两侧，拜见司马睿。
从此以后，江东士族门阀，再也不敢轻慢这位“空降”的晋室亲王，许多士族子弟，纷纷投到了司马睿门下，司马睿的威望，逐渐建立起来。于是，王导趁机向司马睿进言，希望他能够抓住机遇，图谋大业：
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晋书·王导传》）
最后，在王导以及琅琊王氏的扶持下。建武二年(318年)四月二十三日，西晋最后一位皇帝晋愍帝司马邺的死讯，传到江东，四天后，四月二十六日，已经进位晋王的司马睿，在建康即皇帝位，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东晋王朝的历史，由此开始。对于曾经鼎力襄助自己的王导和琅琊王氏，晋元帝司马睿自然是非常感激。《世说新语·宠礼》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司马睿登基的那一天，百官入宫，朝拜新天子。晋元帝看见王导也来朝拜，兴奋地从御榻上，站了起来，上前拉住了王导，要他与自己一起，接受百官朝贺。王导受宠若惊，连忙推辞，说出了一番在如今也非常有名的话：“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 (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世说新语·宠礼》)
晋元帝对王导的感情非同一般，他感激王导，让自己从一个普通的宗室亲王，一步步登上了九五之尊的天子之位。因此，元帝每次见了王导，从不直呼其名，而是尊称其为“仲父”。晋元帝御极之后，自然对王导委以重任，任命王导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武冈侯，又进位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兼领中书监，其实拥有了宰相所拥有的权力。太兴二年(319年)，王导又接替贺循担任太子太傅。
与此同时，王敦也受到了重用，晋元帝登基后，王敦升任征南大将军，之后进位大将军，加封侍中、江州牧，后来又被授为荆州牧。王导、王敦兄弟，一内一外，王导官拜宰相，内掌朝政；王敦控制长江中游地区，外握军权。
至此，琅琊王氏一族，正式进入了权力中枢，成为了东晋时期第一个崛起的世家大族，难怪坊间一直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大有当日司马氏父子把控曹魏朝政，“三马同槽(曹)”的情景。
然而，随着琅琊王氏一步步进入权力核心，以及琅琊王氏的崛起，却越来越让原本与琅琊王氏亲密无间的晋元帝司马睿，感到惴惴不安。琅琊王氏对晋元帝的登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没有琅琊王氏，也就没有司马睿的九五之位。
但是，权力会改变一切。在拥有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之后，晋元帝与琅琊王氏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而令晋元帝惴惴不安的因素，倒不是身为宰相的王导，反而正是手握军权的王敦。
东晋是一个盛产贤臣、名士的时代，又是一个盛产野心家的时代。而王敦则是东晋野心家的始祖，从王敦的身上，似乎看到了日后谢安的政坛劲敌大权臣桓温的影子，甚至桓温都要比王敦逊色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