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眼镜的在站台上等侯时，右手提着手提包，左手插在裤兜里。
他的左手在裤兜里动了一下，是一个很短促的动作，象是用指头在大腿外侧敲了两下。这个动作结束后不到三秒，十一号车门方向的军绿t恤抬起了头。
抬头的方向，指向六号车厢的车窗。
那个位置，是第十五排靠过道座位的窗户。
张建军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他扶着门框的左手松开，往后退了一步，给后面上车的旅客让出空间。
一个扛着麻袋的老汉从他身边挤过去，麻袋的角擦过他的肩膀，留下一片灰白色的面粉印子。
他抬手拍了拍肩膀上的面粉。
他的脑子在高速运转。
三个人不是偶然，是安排。
三个不同的车门上车，最大程度降低被同时注意到的概率，但他们在站台上的行为暴露了联系，寸头在确认眼镜的位置，眼镜在给军绿t恤发信号，军绿t恤在看六号车厢。
六号车厢。
鸭舌帽昨天坐的车厢。
踩点不是一个人的活儿，是流水线作业。昨晚鸭舌帽看过了路，今天武昌上来的这三个接着看。
三加一，四个人。
内核成员是五个。
还差一个。
列车驶出武昌站后，天亮了。
武昌往南这段路，铁轨沿着京广线一路穿过鄂南的丘陵地带，窗外是连绵起伏的矮山，山上的植被还泛着深绿，但边缘已经有了发黄的兆头。
田野里的稻子割了一小半，留下齐腰高的稻茬，清晨的露水在稻茬上闪着碎光。
张建军端着搪瓷缸子走进值班室。
刘大志坐在老位置上，面前摆着两个铝饭盒，一个装着白粥，一个装着两根油条和半碟萝卜干。油条的皮子有点老了，放了一晚上的那种发硬的质感，嚼起来肯定费牙。
张建军坐下来，从帆布包里翻出自己的铝饭盒，拧开盖子。里面是刘桂兰塞的干粮，两个馒头，四五块酱牛肉，用油纸包着，牛肉的酱香渗进了馒头皮里，闻着咸鲜。
“师傅。”
刘大志嗯了一声，嘴里嚼着油条，腮帮子鼓着。
“武昌往南这段路，治安上一般是什么情况？”
刘大志的咀嚼动作慢了半拍，但没停。
他把嘴里的油条咽下去，端起搪瓷缸子灌了一口白粥，粥太烫，嘴唇吸了一下气，又放下。
“怎么问起这个了？”
“新人嘛，多了解了解。”张建军掰了半个馒头，夹了一块酱牛肉塞进嘴里，语气随便得象在聊天气。
刘大志用筷子戳了戳饭盒里的萝卜干，沉默了几秒。
“武昌以南这段路……不好跑。”
他说“不好跑”的时候，筷子在铝饭盒的边沿上磕了一下，声音脆脆的，像敲了个句号。
“我刚跑k117的时候，是七六年，那会儿车上的事简单，最多就是逃票、吵架、喝多了耍酒疯。八零年以后，不一样了。”
他的声音低了半度，象是在讲一个跟自己无关的故事。
“改革开放嘛，南边的人动起来了，做生意的、倒货的、找活儿的，全往广州那边涌。车上的人多了，杂了，事也多了。偷的、骗的、抢的，什么都有。”
张建军嚼着馒头，没出声，等着他继续说。
“八二年冬天，”刘大志把筷子搁在饭盒沿上，两只手交叉放在桌面上，“我跟老费在十一号硬卧车厢抓了一个贼。那贼手法好极了，用一根缝衣针，从上铺旅客的枕头底下把钱包钩出来，钱包离脑袋不到一拳的距离，那旅客睡得跟死猪一样，愣是没醒。”
他抬起左手，摊开手掌，手背朝上。
中指上那道旧伤疤暴露在晨光里。疤痕的颜色比周围皮肤浅了一号，从指根一直延伸到第二指节，宽度不到半厘米，边缘整齐，是利刃留下的。
“抓人的时候，他掏了一把裁纸刀。”
刘大志把手收回去，拿起筷子继续吃饭，语气恢复了那种不紧不慢的调子。
“那年头还没有防割手套这种东西。我一手按住他肩膀，另一只手去扣他持刀的手腕，他一划，手指就开了。”
张建军的目光在那道疤上停了不到半秒，然后移开了。
十年前的伤。这条疤意味着刘大志曾经也是动手抓人的人，不是从一开始就信奉“多看少动”。
有什么东西在这十年里改变了他。
一道刀伤或许不够，但十年里不止一道刀伤。
“后来呢？那个贼。”
“判了三年。”刘大志嚼着萝卜干，口气平淡。
“那我再问一句，”张建军拧上搪瓷缸子的盖子，“武昌到韶关这段夜间，丢东西的事，多不多？”
刘大志的筷子在空中悬了一瞬。
一瞬而已。然后落在了饭盒里，夹起一块萝卜干，送进嘴里。
“哪条线没有丢东西的？”他的回答比问题快了半拍，象是早就准备好了这句话。“你要是想让车上一件东西都不丢，那全国的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