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某年，秋，大同府，灭胡堡。
北方的天压得很低。
云层像是被谁用脏抹布胡乱擦过，灰蒙蒙地糊在天上，透不出半点日头。风从口外灌进来，裹着沙砾和干草屑，打在脸上生疼。
灭胡堡的夯土墙被这风吹了几十年，早已斑驳不堪，垛口上插著的旗帜却还猎猎作响，旗面上一只绣著“明”字的飞虎，在风里翻卷如活物。
俺答汗部的骑兵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肆虐了不知多少个秋天。从嘉靖十五年第一次大举入寇算起，大同、宣府、蓟州一线的烽火就没断过。
每年秋高马肥的时候，草原上的骑兵便像候鸟一样准时南来，烧杀抢掠，然后赶在冬天封关之前北返。
今年也不例外。
兵部的加急文书昨夜到的。灭胡堡的百户刘勇看完，只是沉默地将那张纸凑到油灯上，看着火舌把它舔成灰烬。他在这座堡子里守了二十年，已经不需要文书来告诉他该做什么了。
“斥候派出去了？”他问。
“寅时出的堡。”副手答。
刘勇点点头，没有再说话。
他站上墙头，手扶著垛口，望向北方。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灰蒙蒙的天和灰蒙蒙的地，还有风。无休无止的风。
无名山谷在灭胡堡以北十五里，两山夹峙，中间一条干涸的河床，是蒙古骑兵南下的必经之路。
斥候们已经在这里趴了两个时辰。身上盖著枯草，脸上抹著泥，一动不动，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石头。
领头的叫孙大，三十出头，干了十二年的斥候，在这条线上来回跑了不下一百趟。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趴着，什么时候该跑，什么时候该把命豁出去。
马蹄声是从辰时末传来的。很远，很轻，混在风里几乎听不出来。
可孙大的耳朵动了动，便像被什么刺了一下，整个人伏得更低，连呼吸都收了回去。
声音越来越近。先是闷雷般的震响，从地底传上来，贴著骨头走；然后是铁器碰撞的叮当声，马喷鼻的突突声，人说话的嗡嗡声。最后，灰蒙蒙的天际线上，涌出一片黑压压的影子。
约莫两百骑。打头的是十几个披轻甲的前哨，后面跟着大队人马，马背上驮著弓、箭壶、套马索，还有几个空着的褡裢，那是准备装抢来的东西的。
没有旗帜，没有号角，松松散散地走着，像一群觅食的狼。
孙大在心里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两百。他缓缓地、极慢地将手从身下抽出来，往后面比了个手势。
后面的人看见了。一个传一个，无声无息地，向灭胡堡的方向缩回去。
山谷东侧的斜坡上，明军已经布好了阵。
百户刘勇站在阵前，手按刀柄，面无表情。他身后是一百二十个兵，披着破旧的棉甲，握著刀、长枪和弓弩。
灭胡堡太小，鸟铳只有寥寥数把，主要靠硬弓和几架弩机，都是老物件，弦换了不知多少根，木臂磨得油光水滑。
他们也是老物件。
刘勇看着这些兵，一张张脸他都能叫出名字。有的跟了他十几年，有的才来两三年，可都带着同样的表情——不是怕，是木。像地里的庄稼，被风吹了太多次，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弯腰。
“来了。”副手低声说。
北边的谷口，黑压压的影子涌了进来。马跑得不快，小碎步，蹄子踩在干河床上，溅起细碎的沙尘。
刘勇没有急着下令。他等著，看着那些骑兵慢慢地、懒洋洋地进入山谷。
等到最后一个也踏进了河床，他才从刀鞘里拔出那把跟了他二十年的腰刀。
刀锋出鞘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根针，刺破了山谷里凝滞的空气。
“放箭。”
弓弦震响。
第一排箭从东侧斜坡上倾泻而下，带着尖利的啸声，扎进骑兵的队伍里。七八个人应声落马，有的被射穿喉咙，有的被钉在马背上，惨叫声混著马嘶，在山谷里炸开。
蒙古人反应极快。
几乎是在箭雨落下的同时，前排的骑兵已经拨转马头，往谷口退。后排的摘下弓，朝斜坡上还击。箭矢在空中交错，发出“咻咻”的破风声。
“弩机！”刘勇喝道。
几架弩机同时击发。粗大的弩箭带着更大的力道，穿透了皮甲，穿透了人体，甚至穿透了马身。几匹马惨嘶著倒下，把背上的人摔出去，又被后面的马踩过。
“冲！”刘勇举刀，率先冲下斜坡。
一百二十个兵跟着他，像一股浑浊的泥石流，从东侧倾泻而下。刀枪碰撞声、喊杀声、惨叫声、骨头断裂的脆响，混在一起，在山谷里回荡。
蒙古人开始后撤。
他们不习惯在这种狭窄的地方打硬仗，他们的马跑不开，弓拉不满，人数也不占优势。可他们退得并不慌乱，后排的还在射箭，前排的已经调转了马头。
一个年轻的明军士兵冲得太快，脱离了队伍。一个蒙古骑兵拨马回转，弯刀划过一道弧光，削掉了他的半边脑袋。
血和脑浆喷出来，溅在旁边的石头上。他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