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中旬，第一批按察使从京城出发，分赴全国各道。
他们带着萧决的手谕和兵部的调令，骑快马，昼夜兼程，奔赴各自的任所。
每到一处，第一件事就是清查地方上的司法和监察文档，第二件事是接管按察使司的印信和帐册，第三件事是给朝廷写第一份密报。
密报的内容不经过当地官府，直接送进京城，送到萧决的案头。
从这一天起，地方的司法监察权正式从行政权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直接对中央负责的系统。
地方官再想瞒上欺下、草菅人命、贪赃枉法，就要好好掂量掂量了。
三月，转运使制度在全国推行。
转运使管财政，从赋税的征收、存储、运输到地方开支的审核、报销，全部由转运使经手。以前的“耗羡”“火耗”“杂派”各种名目的附加税被一刀切地取消。
地方官再也不能以“补贴办公经费”为名在正税之外任意加派、横征暴敛。那些习惯了靠“耗羡”过日子的官员，日子一下子紧了起来。
有人叫苦连天，有人怨声载道，有人私下串联，想联名上书请求陛下收回成命。可折子递到通政司就被压了下来，连内阁的门都没进。
通政司的人说得很客气：“陛下说了，改革之初，难免阵痛，诸位大人忍一忍，忍过去就好了。”
那些官员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来。忍一忍——这三个字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却是要把自己身上刮下一层皮来。
推恩令的实施比行政权力的拆分更加艰难，因为它触动的不是官员个人的权力，而是一个家族几百年延续下来的继承规矩。
嫡长子继承制不是某个人制定的，是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惯例，是宗法社会的基石，是世家宗族能够绵延不绝的根本保障。
如今萧决要在“嫡长子继承”这几个字上动刀——不是废除，而是拆分。
嫡长子拿一份，庶子拿一份，旁支拿一份，分着分着，就散了。
旨意送达各世家残馀势力的耳朵里时，那些已经失去了一切、只剩下一座空宅子和几亩薄田苟延残喘的前世家成员，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
那些曾经拥有数千亩良田、数百间商铺、几十处田庄的大世家，在第三代、第四代的时候已经分裂成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互不相干的小家庭。
每家分到的田地不过几十亩，商铺不过一两间，和普通的自耕农、小商人已经没有本质区别。从世家到庶民，只隔着一道旨意的距离。
一切落定的时候，春天已经过了大半。
崔、卢、郑、沉四家的案子从三司会审到明正典刑，牵连数百人，抄没的家产堆满了户部新辟的几间库房，那些帐册、书信、名帖堆在一起，比一个人还高，象一座沉默的坟，埋葬了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时代。
推恩令从京城发往各州府，转运使的印信一省一省地交接，按察使的密报一封一封地送进乾清宫，科举改革的章程一条一条地落到实处，翰林院和国子监的官员们忙得脚不沾地，连除夕夜的饺子都是在值房里就着凉茶咽下去的。
然后，忽然有一天，周衡发现自己没什么事可做了。
不是真的没事——翰林院照例有文书要批，中书省照例有折子要拟，那些例行公事的案牍之劳永远都不会少。
可那种事和“忙”是两回事。
周衡在翰林院的值房里坐了半天，把案上那几份文书批完了，又翻了翻新送来的邸报，邸报上不是某地某官调任的消息，就是某府某县报上来的雨水晴天的奏报，干巴巴的，连个值得用朱笔圈一下的字都没有。
他坐在那里发了一会儿呆，起身去内阁转了一圈。
内阁的文渊阁里比翰林院热闹些，几个中书舍人正围在一起抄抄写写，见了他纷纷站起来行礼，他摆摆手让他们继续忙自己的事，凑过去看了一眼他们抄的东西——
是江南几府新学选址的批复抄本，字迹工整，格式规范，内容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他看了两眼，觉得没什么意思，又出来了。
廊下的阳光很好。四月的日头已经有些暖意了，照在人身上不冷不热，正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
廊外的几株西府海棠开得正盛，粉白色的花瓣密密地缀在枝头，风一吹便簌簌地落下来，落在青砖地面上，落在他肩头，落在他摊在膝上的那本书的封面上。
他低头看了一眼那本书——是一本算学教材，新编的，翰林院那几个刚进来的庶吉士写的，他翻了翻，觉得还行，有几个地方的表述可以再改改。
他把那页折了个角，合上书，靠在廊柱上，眯着眼看那些纷纷扬扬的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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