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的日头刚过正午，南海边特有的湿热风裹着巷弄里的咸鱼干味，闷得人胸口发沉。我拖着半旧的行李箱，轮子在青石板路上磕出断断续续的响，最终停在仁义街新时代二楼的店铺前——这是我事先租下的档口，五米宽、三米深的空间，玻璃门推开后，我把行李箱塞进柜台后积灰的角落，摸了摸口袋里仅存的几千块现金，转身扎进纵横交错的巷弄找住房。
彼时虎门的租房行情已不便宜，二室一厅张口就要八百到一千。我站在中介门店外，手指摩挲着裤缝暗自盘算：不过是找个睡觉的地方，店铺刚起步还没见着利，哪敢把钱耗在房租上？揣着这份计较，我从主街绕到背巷，又从背巷走到居民聚居区，直到日头西斜，才在离市场二百米的深巷里，撞见那幢爬满绿萝的民房。
一楼是烟糖杂货店，老板娘趴在摆满硬糖与袋装酱油的玻璃柜上打盹；二楼窗户挂着碎花布帘，隐约能看见里面的电视机；三楼、四楼外墙上，红漆歪歪扭扭写着“出租”二字。我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往上走，每一步都能听见木板在脚下呻吟，到三楼时，穿蓝布衫的房东正擦栏杆，带着粤式软调问：“三楼四楼都空着，要哪层？三楼是二房一厅，客厅大，就是没冲凉房，厨房在门口，开放式的。”
推开门，陈旧的木头味混着霉味扑面而来。客厅确实宽敞，能摆下八仙桌，可墙面发黄、墙角结着蛛网；两个房间各放一张旧席梦思，弹簧凸得床垫高低不平。我蹲下来按了按床垫，抬头问价，房东报四百五十元。我咬咬牙还价：“四百行不行？我一个人住，不添麻烦。”她上下打量我，忽然问：“做什么的？”“刚过来开店，就在前面市场。”我指了指巷口，她这才松口：“行，四百就四百，杂七杂八的人我还不租这么便宜。”
当晚我在巷口买了张新草席，铺在小房间的床垫上，就算安了家。二楼房东房间对面是卫生间，夜里走幽暗的楼梯也不觉得怕——比起在深圳住过的铁皮房，这里已经好太多了。
第二天我才回店铺搞卫生，蹲在地上用抹布一点点擦柜台和地面。对面西裤店的大姐带着二十出头的小姑娘走过来，手里拎着新抹布：“小伙子，一个人忙？我们帮你搭把手。”她俩动作麻利，大姐擦柜台、小姑娘扫地面，没半个钟头就把铺子收拾得亮堂。歇气时，大姐递来矿泉水，笑着提醒：“你这铺租是不是贵了？以前台湾老张租才一万二，你租一万三，别是被坑了。”我笑着谢过：“可能行情涨了，麻烦你们了。”“客气啥，对门邻居该相互照看。”小姑娘接话，“你上厕所没人看店，喊我们一声就行。”
隔天一早，代销的货到了，我去车站接货时，皮肤黝黑的拉包工帮我把货扛上车，递来张写着电话的纸条：“以后不用跑，打个电话我送过来，小包二元，大包五元。”我把纸条折好放进钱包，心里踏实了些——这些细碎的便利，像在陌生城市抓住的小扶手，让人少了些慌。
店铺开业后，每天能做三四千营业额，可刨去成本，利润薄得像张纸。我坐在柜台后，心里冒出个念头：得找个合伙人凑钱自己加工衣服，才能提毛利。第一个想到的是在歌舞厅认识的小卞——浙江德清人，算半个老乡，有大众车还炒股，之前说过要一起做生意，还提过他老婆的姑妈很有钱，关系好。
我试着打了电话，小卞一口答应：“木子哥，这事我跟你干！钱这就转一半给你，明天带老婆过去，让她帮你看店。”挂电话没十分钟，转账提醒就来了。我盯着屏幕，又喜又虚——才认识几次，他怎么这么信任我？
第二天中午，小卞果然带着老婆来的。他穿花衬衫、头发梳得油亮，一进铺就拍我肩：“木子兄弟，我老婆交给你当营业员，我还有事先回去。”他老婆站在旁边，穿浅粉色连衣裙、扎着马尾，低着头怯生生的。我看着小卞转身就走的背影，再看看他老婆，实在摸不透：哪有把老婆扔给刚认识的人就走的？
我只能尴尬地笑：“那……我们先去买菜，晚上去我住处做饭。”她抬起头，声音细细的：“我想买只鸡。”“刚起步，省点伙食费吧？”我下意识说。她没说话，自己从钱包掏钱在菜市场买了活鸡。我没再拦，买了青菜和鱼，领着她往住处走。
回到二房一厅的民房，我把大房间让给她，自己住小的。她蹲在门口的开放式厨房炖鸡汤，我在旁边烧鱼炒菜。鸡汤炖好，她只盛了一小碗，就要倒剩下的鸡肉。“别扔，我吃。”我赶紧拦住。吃饭时，我才看清她——眼睛有点斜视，五官却清秀，只是脸色没血色。“你老公怎么放下你就走了？”我忍不住问，她嘴角牵了牵：“没事，他就是这样的人。”
睡前我跟她说：“洗手间在二楼，夜里起夜怕就叫我，我陪你去。”她“嗯”了一声，忽然问：“那冲凉呢？”“冲凉就在门口，你冲的时候跟我说一声，免得撞上。”她点头，转身进了大房间。
没料到当晚下了大雨，风裹着雨丝砸窗户，后半夜一道响雷炸开。我迷迷糊糊被人推醒，睁眼就看见她站在床边，脸色发白：“我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