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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抿了口，咂咂嘴：“一瓶没事，两瓶就悬了。跑长途的，这点分寸还是有的。”我没再说话，低头喝着酒，那啤酒味涩得很，咽下去时竟像含了口苦水——想起崖下的卡车，总觉得这酒喝得沉甸甸的，像要把一路的惊险都压进肚子里。
就这么熬了十个小时，车终于驶进厦门市区时，天刚蒙蒙亮。街灯还没灭，橘黄色的光洒在柏油路上，我跟司机道别，站在路边朝他挥手：“师傅，回去路上当心。”他探出头笑：“啥时候回温州？还坐我车啊！”我挥着手没说话——这一路太险，怕是没勇气再坐了。车开远了，我还站在原地，看着车尾的红灯融进晨雾里，心里默默念了句“平安”。
这次没去丽珠姐家。上次跟她去上海时，知道她老公在那边做生意了，我若上门，她准要拉着我住下，说“空房间多的是”，可孤男寡女（虽说是姐弟，终究是男女同屋），总怕不方便。便在轮渡旁找了家宾馆——竟是艘退役航空母舰改的，铁壳子船身刷着白漆，走廊里还能闻到淡淡的铁锈味。开了间单人套间，才118块，推窗就是海，咸腥的风扑进来，带着鼓浪屿轮渡的鸣笛声，把一路的紧张都吹松了些。
后来去石狮进货，在一个挂满童装的摊子前停住了脚。一条米白色的蕾丝连衣裙挂在最显眼处，上面绣着小雏菊，领口镶着细珍珠，指尖碰上去软乎乎的，像朵云。我忽然想起毛毛三姐家的小丫头——那孩子是个小调皮，总爱扒在我肩膀上“骑马”，小手揪着我头发，喊“驾！驾！”我总带着她去第一副食品商场买巧克力，她吃得满嘴都是，连鼻尖都沾着黑，我笑她“快成巧克力娃娃了”。如今她该长个子了，皮肤还是黑黑的，我总打趣她“都是巧克力吃多了，把黄皮肤染黑了”。
盯着那蕾丝裙看了半天，还是掏出钱：“老板，这件我要了。”老板愣了下：“小伙子，这是童装，拿货要十件起。”“我知道，”我笑，“就买一件，给孩子带的礼物。”太贵了，进价要一百多，拿回去也没法卖，可一想起小丫头缺颗门牙的笑，心里就软乎乎的——权当是替毛毛疼她。老板用牛皮纸包好，塞进塑料袋里，我揣在帆布包最里面，摸上去硬硬的，心里却暖得很。
货都齐了，托货运回店里，我又赶去上海拿之前订的货，再从上海转车去常熟。在常熟的服装市场转了两天，脚都磨出了泡，终于在一家铺子的角落里，看见几款马海毛大衣——浅驼色的、墨绿色的，长毛绒软得像小羊羔，版型是利落的收腰，摸上去就知道是好东西。老板说240块一件，那年头这价算顶贵的了，我却盯着大衣看了半晌，跟老板说：“拿十件。”
老板眼睛亮了：“小伙子有眼光！上海人拿回去卖1800呢，你这价拿，稳赚！”
我笑了笑：“我们那小城比不得上海，我卖680就行。”680也够贵了，但这料子和款式，城里爱时髦的姑娘该会喜欢——毛毛穿浅驼色的，定是好看的，心里这么想着，就更笃定了。
从常熟出来，又折回杭州——这次是专程去找温州街的。按着老周画的地图，在老城区绕了两圈，终于在庆春路尽头看见那棵老樟树，枝桠长得茂盛，树下有条窄巷，往里走几步，真藏着一排小铺子，门脸不大，挂着的衣服却都新鲜：收腰的泡泡袖衬衫、带褶的a字裙、绣着碎花的针织开衫，都是城里姑娘正稀罕的款式。
我挑了家挂着“温州小吴”牌子的铺子进去，老板娘是个年轻媳妇，正踩着缝纫机锁边，线轴转得飞快。我指着架子上的衬衫说：“大姐，我拿货。但我有个条件——不好卖的，得给我换货。”
她头也没抬，手里的针线没停：“我们这条街没这规矩，货出去了就不退不换。”
“前头那家‘温州阿强’，跟你家款式差不多，”我故意往巷口的方向瞥了眼，说得笃定，“他说能换货，就是比你家贵两块。我想着你家款式更洋气，才先来的。”
她终于停了缝纫机，抬起头瞥我一眼，眼珠转了转：“他真肯换？”见我点头，她松了口，“行吧！又不是我开的头。你要多少？”
“每款二十件。”
她眉头立刻皱了：“太多了！你换回来我往哪放？压仓呢！”
我也知道二十件不少，便退了步：“那减半，每款十件。”
她还是犹豫，我笑着逗她：“大姐，你看我这帆布包，装的都是从温州、厦门拿的货，像开小档口的吗？这十件拿回去，卖得好，我下次来就得要五十件了，保准让你赚得多。”
她被我逗笑了，拍了拍缝纫机：“行！十件就十件，你可别骗我，得帮我多卖。”
从她铺子里出来时，我手里多了张进货单，后面还跟着好几家铺子的老板——方才我拿货时动静不小，邻铺的都探着头看，见我出来，纷纷喊：“小伙子，来我家看看！我也给你换货！”我挑了两家款式不同的进去，也都谈妥了“补货不换，滞销可换”的规矩，又点了不少货，帆布包都快装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