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店的筹备像上了发条的钟，齿轮转得急促又扎实。我揣着泛黄的进货单和裹在油纸里的差旅费，把杭州的丝绸巷、温州的批发市场、广州的十三行、厦门的轮渡码头、常熟的服装城、义乌的小商品街，串成了一串沾着尘土的奔波脚印——火车硬座的铁皮椅还硌着腰，汽车颠簸的尘土刚扑满裤脚，轮渡的咸风没散，又得攥着票根赶下一班车。帆布包里的记事本写得密密麻麻，字缝里全是面料成分、批发价格，连老板们的口头禅都记了：温州老板爱说“侬放心，这料比上海货还挺”，厦门摊主总笑“卖不掉你找我，我给你调”。
在温州批发市场泡了三天，跟几个操着瓯语的老板混熟了。某天蹲在堆满绸缎的摊子前，和戴蓝布帽的老周抽着烟，他忽然拍我胳膊：“木子你要女装？杭州庆春路藏着条温州街，都是我们这边小作坊开的分号，面料比这儿新半季，价还低两成。”说着就摸出我记事本，用铅笔在背面画地图——老樟树画得像棵歪脖子豆芽，巷口的杂货店倒标得清楚，“好找得很，到了问‘温州小吴’，都知道。”我赶紧把纸叠成小方块，塞进内衣口袋，指尖都带着雀跃——这种“少人知”的进货地，从来都是赚头，比在大市场里挤破头强。
从温州把第一批货装车托运后，我扛着帆布包挤上往厦门的卧铺大巴。那年头卧铺大巴刚时兴，铺位窄得像抽屉，人躺进去得蜷着腿，可比起硬座的“铁板腰”，已是奢侈。车开起来摇摇晃晃，像老家村口的摇篮，我裹着外套眯眼打盹，连发动机的轰鸣声都觉得顺耳。直到中途堵在山腰，前后的车排成长龙，我跟司机喊了声“师傅，开门方便下”，跳下车才猛地吸了口冷气——不是风凉，是眼前的路。
公路坑坑洼洼得像被牛啃过，黄土混着碎石子，车轮碾过就扬出半人高的灰。我往堵车的前头走了几步，忽然瞥见崖下——一辆卡车四轮朝天扣在山沟里，车厢板碎成了木片，离公路足有几十米高，隐约能看见散落的货物。那一瞬间腿肚子都软了，指甲掐进帆布包带里，指节泛白，刚才还觉得舒服的“摇篮晃”，这会儿想起来全是后怕：那哪是晃，是车轮在悬崖边擦着走！再回头看我们的大巴，旁边就是没遮没挡的崖边，别说护栏，连块“小心坠崖”的警示牌都没有，急转弯的地方光秃秃的，连面反光镜都吝于装。
我站在原地愣了半天，风刮过耳边，带着山沟里的土腥味，竟有点不敢再上车。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总不能蹲在这荒山里。咬咬牙爬回铺位，却再没了困意——闭眼就是那辆翻下去的卡车，睁眼看见窗外掠过的崖壁，心一直悬在嗓子眼。
车慢慢往前挪，时速怕是超不过十码，像只怕踩空的老蜗牛。我索性爬起来，走到驾驶座旁，从口袋里摸出包红塔山，递了一支给司机：“师傅，抽根烟解解乏。”
司机是个黑瘦的中年男人，颧骨上刻着风霜，接过烟夹在耳后，方向盘转得稳当：“小伙子睡不着？”
“看前头那卡车……”我声音有点发紧，往崖边的方向瞥了眼，“这条路也太险了。”
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堆成褶：“常有的事。我们跑长途的，都把脑袋别在裤腰上。”
“那可不行。”我急了，往车厢后瞥了眼，乘客们大多还在昏昏沉沉打盹，“车上几十号人呢，您可得当心。”
他腾出一只手点了烟，烟圈飘在蒙着灰的风挡玻璃上：“这段算好的。刚出温州那段‘十八盘’，比这险三倍，你那会儿准是睡着了。”
我想起方才的“摇篮晃”，后背更凉了：“要是看见了，我哪敢闭眼睛。”
“放心，我跑这线五年了。”他拍了拍方向盘，金属外壳发出闷响，“技术硬得很。”
我没回铺位，就蹲在副驾旁的踏板上。怕他犯困，有一搭没一搭跟他说话——问他跑一趟能赚多少，他说“除去油钱过路费，剩不了百八十”；问他家里孩子多大，他笑“丫头读初中，就盼着我每次回去带糖”；问他这路哪段最得留神，他指了指前方的弯道“过了那道弯，后面就平了”。聊到烟快抽完了，我摸遍口袋也没剩下的，索性朝车厢里喊：“各位大哥，谁身上带烟了？借两支——陪师傅聊聊天，醒着神开车！”
后排立刻有人应：“我有！”一个穿夹克的男人探过身，扔来一包烟，“拿去！可得盯紧点师傅，我还想活着到厦门见我媳妇呢！”
车厢里哄笑起来，刚才昏沉的气氛散了，有人凑过来搭话：“小伙子是做买卖的？跑这么远进货？”“师傅，到厦门得几点啊？我还得赶早市呢！”司机也笑，握着方向盘的手更稳了。后来又有人递烟过来，有捏得皱巴巴的烟卷，有拆了封的“牡丹”，烟盒在我和司机手里传着，烟雾绕着驾驶座，把陌生人之间的距离都熏暖了。
中途停车吃饭，我拉着司机往路边小饭馆走：“师傅，我请您吃碗面。”他没推辞，跟着我坐下，点了碗牛肉面，多加了勺辣油。我要了瓶啤酒，他也跟着要了一瓶。我盯着他举杯的手：“喝这个，开车不犯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