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东路上的经营部终究是转掉了。签协议那天风挺大，卷着梧桐叶扑在玻璃门上，簌簌地响。我站在店门口数着收回的本金单子，指尖划过清算单上的数字，心里倒没什么失落——虽没赚着大钱，可一分没亏，已是万幸。转身离开时，瞥见隔壁修鞋摊的老张抬头朝我笑，“回建国路啦？”我点头应着，脚步竟轻快起来。是啊，该回九州服装店了，那间铺着红地砖、挂着竹制衣架的小店，才是我实打实的根据地，是我的老窝。
回了小店倒也没闲着。老主顾们记挂着我先前帮着找的毛衫，时常有人来店里问，“木子，上次那种薄款羊毛衫，还能弄到不？”我便抽时间跑趟针织厂，有时赶上货急，就往三姐夫家打个电话。他总在电话那头笑骂“你这家伙，又来支使我”，挂了电话没多久，楼下就传来“突突突”的声响——是他那辆幸福牌大摩托车，车座上总搭着块蓝布，怕蹭脏了我要带的货，细心得很。
深秋冬初时，天刚转凉，我又动了跑外地进货的心思。义乌小商品市场、杭州武林门红太阳广场、常熟服装批发市场，连着跑了三天，眼睛像筛子似的在摊位间扫，就怕漏了什么新鲜样式。
就是在义乌老市场的拐角，我撞见了那件儿童茄克衫。
那会儿摊主正蹲在地上拆包，缎面布料在日光下泛着软亮的光，红、黄、蓝、黑四个色，小立领配着铜拉链，领口还缝了圈细针织边，又洋气又结实。我捏着衣角轻轻抻了抻，问价，摊主头也不抬：“拿货8块8。”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价，在嘉兴开19块8肯定抢手。当下没犹豫，点了100件，装了两大蛇皮袋捆好。临走时又去各个摊位收了些零碎货，打包往火车站赶，累得胳膊发酸，可手心却因兴奋发烫。
果然没猜错。儿童茄克衫挂在九州店的显眼处，第一天刚挂上去就被三个妈妈抢着买走，都说“孩子穿这个体面，还耐磨”。那时候老百姓买东西实在，很少还价，一件净赚11块，比卖毛衫利索多了。三天后我整理货架，发现100件竟只剩了件蓝色的样品，衣架孤零零晃着，我盯着它发了会儿愣，猛地抓起包：得再去趟义乌。
这次心气足，想多进点。除了那茄克衫，还打算捎些女童的灯芯绒裤子裙子，索性从银行取了一万七现金——一万仔细缝在皮茄克的内层口袋，针脚走得密不透风，比缝棉袄还扎实；剩下七千塞在帆布包里，斜挎在肩上，沉甸甸的踏实。
坐夜班火车到义乌站时，天还没亮，侯车室里亮着昏黄的灯，零散坐着几个赶早的人，空气里飘着泡面和烟草的味道。肚子饿得咕咕叫，我买了瓶千岛湖啤酒、一罐午餐肉，找了个角落坐下。啤酒罐贴在脸上凉丝丝的，几口下去，倦意像潮水似的涌上来，眼皮沉得撑不住，不知不觉就靠着椅背睡了过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是冻醒的。
脚一落地，就被水泥地的凉激得一哆嗦，紧接着是钻心的疼——不是冻的，是硌的。我猛地睁开眼，第一个念头是摸包，肩上空空的，斜挎的帆布包没了！心“咚”地沉下去，手忙脚乱去摸脚边，皮鞋也没了！昨晚特意擦得锃亮的老人头，420块在商业大厦买的，我去看了两回才舍得掏钱，这会儿只剩旁边地上一双黑黢黢的破拖鞋，鞋帮磨得卷了边，还沾着泥，看着就膈应。
我脑子“嗡”的一声，浑身都凉了，像泼了桶井水。
几乎是凭着本能，我攥紧了皮茄克的领口，指尖抖着往内层口袋探——硬硬的一团还在！那一万块钱，用塑料袋裹了三层，缝在衬里的夹层里，没被偷走。我瘫回长椅上，后背抵着冰凉的铁皮，才敢喘口气，可眼泪却忍不住往上涌：七千块现金，够进两批货了；那双皮鞋，抵得上小店三四天的净利；更别说包里还有进货单和通讯录，都是要紧东西……
侯车室里有人走动，我低着头，下巴抵着胸口，不敢让人看见这狼狈样。破拖鞋实在脏得没法穿，我咬咬牙，光脚站起来。小时候去乡下玩，夏天总光脚在田埂上跑，那会儿觉得脚底结实得很，可这会儿踩在地上，才走两步，沙石就硌得脚底生疼，像是有无数根细针在扎。尤其过侯车室门口的碎石路时，每一步都疼得我抽冷气，低头看，脚底已经红了一片，沾着几粒灰沙。
正一瘸一拐地挪，瞥见路边有个被丢弃的蛇皮袋，装过水泥的，灰蒙蒙的。我也顾不上脏，捡起来抖了抖，撕下半块裹在右脚上，剩下半块当绳子松松捆住脚踝——粗糙的塑料磨着皮肤，有点疼，可总比踩在沙石上强。就这么一只脚裹着蛇皮袋，一只脚光着，往市场的方向挪，每一步都趔趄。
走了没多远，过来辆三轮车，车伙师傅蹬着车问：“小伙子，去哪儿？”我赶紧招手：“师傅，去服装市场！”他停下车，打量我半晌，目光落在我脚上，“你这脚……”我苦笑着指了指脚，“在车站睡了一觉，鞋被偷了。”他“哦”了一声，没再多问，让我上了车。风从耳边吹过，裹着蛇皮袋的脚晃在车外，我下意识缩了缩，师傅却回头说：“早着呢，鞋店都没开，先去市场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