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门口唉声叹气：算了，认栽吧。我摸着口袋里剩下的几张票子，指腹被磨得发烫——不行，得再攒攒，再来过。
辞工的念头就是那时候冒出来的。核算室的茶越喝越淡，报纸上的字像一群蚂蚁，爬得人眼晕。每次回家看见母亲，总觉得她的白大褂又宽了些，袖口的消毒水味洗都洗不掉，鬓角新添的白发在灯下闪着银光。话到了嘴边，看她揉着酸痛的腰问我今天办公室不忙吧，又硬生生咽了回去。
直到那天早上。
胸口像是被谁抡了一锤，钝痛顺着骨头缝往四肢窜，我刚从床上坐起来，就疼得蜷回被窝，喘气都带着玻璃碴子似的锐痛，眼前一阵阵发黑。母亲吓得脸都白了，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在我身上东敲敲西打打，用听诊器听了前胸后背，觉得是肺部胸腔出了问题但她诊不出是啥病，赶紧扶着我往市结核病医院去，在路上撞见阿英正往我家赶，看见我这模样，也赶紧调头跟了上来。
我跟你们去。她声音发颤，指尖冰凉地攥住我的胳膊，那点力气却像根绳子，把我摇摇欲坠的意识拽住了些。
病房里的消毒水味浓得呛人，我被抬上病床时，看见阿英手里攥着个蓝布包，指节都捏白了。
医生说说是什么气胸。
她把包往我枕边放，布包里滚出几个麻饼，说我喜欢吃特意买的。
母亲正拉着院长的手说话，眼圈红得像兔子，我听见他们说胸腔积气得抽出来，最后视线落在那支针管上——比兽医给牛打针的还粗，针头亮得晃眼，在灯光下像把小刀子。
疼吗？我抓住母亲的手，她的指甲缝里还沾着药棉的絮，那是常年泡在消毒水里留下的痕迹。
院长推了推眼镜，声音沉得像块石头：心口这儿不能打麻药，得硬挺。
阿英忽然从后面挤过来，手里捏着块手帕，米白色的布面上，绣着朵歪歪扭扭的桃花，针脚粗疏，是去年春天我教她绣的。那时候她总扎到手，指尖缠着创可贴，还嘴硬说我才不怕疼。此刻她把帕子塞进我手里，指尖凉得像块冰：别怕。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股韧劲，我在这儿看着。
我攥紧帕子，桃花的针脚硌着掌心，忽然想笑：医生，你们动手吧。但我得看着，要是扎偏了我瞥了眼阿英，看她睫毛颤得像受惊的蝶，我可得记着，不然以后谁给她话没说完，眼泪就涌了上来，把后面的绣桃花三个字堵在了喉咙里。
他们要捆我的手，说怕我挣扎时动了位置。我拼死挣开，胳膊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我不是猪小时候在肉铺见过杀猪，被捆在架子上的猪嗷嗷叫，眼里全是绝望，血顺着木架往下滴，在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我不想那样。
阿英忽然扑过来按住我的肩膀，力气大得不像个姑娘家，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薄的病号服渗进来，烫得我皮肤发紧。我在呢，你看着我。她的眼睛离我那么近，睫毛上还沾着泪珠，像挂着晨露的草叶，你要是挺过去，我我请你吃阳春面，加俩荷包蛋，糖心的。
针头刺进胸口时，疼得像被扔进了火炉，火苗顺着血管往五脏六腑里钻。我死死盯着阿英的眼睛，看她咬着嘴唇，帕子在手里绞成一团，指节泛白。嘴里被塞进根木条，血腥味混着木头的涩味往喉咙里涌，可我不敢闭眼——我怕一睁眼，就看不见她眼里的光了。那光比核算室的日光灯管亮，比车间的灯泡暖，像冬夜里揣在怀里的热水袋，烫得人心头发颤。
抽气的声音响，像漏了气的自行车胎。我感觉胸腔里那块沉甸甸的石头被一点点挪开，疼渐渐变成了麻，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静英的脸在模糊的泪光里晃，像水里的月亮，碰不着，却暖得人眼眶发烫。
后来母亲说，那针再偏半寸，就扎进心脏了。她抹着眼泪说我命大，唐国强来看我时，拎着一网兜苹果，笑我是犟种，命都快没了还嘴硬。只有张静英，在我能坐起来的那天，端着个搪瓷碗来，碗里是阳春面，汤清得能看见碗底，上面卧着俩荷包蛋，煎得金黄金黄，边缘焦脆，一看就知道是费了心的。
你看，她把筷子递过来，眼里的光比蛋黄还亮，我说过请你吃的。
我挑着面条笑，热气扑在脸上，把眼眶熏得暖暖的。面条滑进嘴里，带着点葱花的香，荷包蛋咬开时，糖心的蛋黄顺着嘴角往下淌。窗外的阳光正好，透过玻璃落在被单上，印出块小小的光斑。
忽然觉得，这泥里打滚的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挨了。车间的机油味也好，核算室的沉闷也罢，甚至胸口那道还在隐隐作痛的伤口，都像是有了意义。至少抬头时，总有人眼里的光，比天上的月亮还亮，能把所有的苦，都照得甜丝丝的。
病房的日光灯管总在头顶嗡嗡作响，像只永远拍不碎的苍蝇。我躺在病床上，看窗外的梧桐叶从翠绿褪成深黄，一片一片打着旋儿落下来，算着日子，已经在这里躺了整一个月。胸口的伤口早就不疼了，只是偶尔深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