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的机油味混着汗味，在闷热的空气里发酵成黏稠的网。
下班回家吃过晚饭后我们三人在马利民家打牌，看杨玉春被马利民手里的牌逼得直挠头，额前的碎发都汗湿了，贴在脑门上像只刚淋过雨的小兽。
再来！他把手里最后两张牌拍在桌上，声音里还带着没褪尽的童音，眼底却烧着股不服输的犟劲。
马利民嘿嘿笑，指尖在牌堆上敲出轻响：小鬼，跟你说过，牌桌上可不是靠嗓门硬气的。他洗牌的动作熟稔，牌背在掌心翻飞，像群听话的鱼。我坐在旁边的橙子上，看着墙角堆着的空烟盒，昨天赢的一元钱刚够买二包西湖牌香烟，此刻烟丝的涩香混着马利民家煤油炉里飘出的烟火气，倒比车间里的味道好受些。
输了就输了，明天再赢回来。我弹了弹烟灰，看杨玉春梗着脖子数钱，三张皱巴巴的角票被他捏得发潮。他每月那二十五块，大半都落进了马利民的口袋，有时输急了，连早饭钱都得赊着。
我倒是无所谓，从来不输钱，但赢的比马利民少。
我劝过杨玉春他两回，说马利民打小在牌局上混，他这点道行不够看，可这小鬼偏像头被惹毛的驴，红着眼非要扳本，结果越陷越深。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样昏昏沉沉的日子，过不了多久就要被扯出道裂口。
变故来得悄无声息。那天早上刚换好工装，主任就站在车间门口喊我：到办公室来，，以后你做车间经济核算员。我愣了愣，看他眼里的理所当然，才反应过来他不是开玩笑的。
办公室就在车间旁的边屋，窗明几净得像另一个世界。桌上摆着搪瓷茶杯，墙角立着暖水瓶，阳光透过木格窗落在账本上，连灰尘都看得清清楚楚。第一天上班，我攥着钢笔坐了整八个小时，指尖的茧子在光滑的纸页上蹭得发疼。茶喝了三泡，从浓到淡，报纸翻得卷了边，连中缝的寻人启事都看了三遍，最后盯着墙上的挂钟，看秒针像只蜗牛似的爬。
这日子比在车间敲打白铁皮还难熬。车间里累归累，吆喝声、机器声混在一处，浑身的力气有处使，可在这里，连喘口气都得轻手轻脚。有时透过窗户看见工人勾肩搭背地往食堂跑，心里像被猫抓似的——从前我也是那伙人里的一个，能翻墙出去买根冰棍，能蹲在树荫下听人侃大山，现在却被圈在这四方格子里，成了个喝茶看报的。
熬到星期天，我头一个冲出办公楼，拉着徐伟往街上跑。
勤俭路的梧桐树影斑驳，自行车铃叮铃哐啷响成一片，走到跟勤俭路跟人民路交叉口，忽然被一股人流堵得挪不动脚。这是卖啥的？徐伟踮着脚往前瞅，眼里亮得像落了星子。
挤进去才发现，不过是间巴掌大的小店，门楣上连招牌都没挂，里头却挤得像装罐的沙丁鱼。墙面上、竹竿上，密密麻麻挂满了羊毛衫，灰的、蓝的、粉的，粗针大线织出来的花纹歪歪扭扭，空气里飘着股羊膻气，却挡不住人们伸长胳膊往里头够。给我拿件中号的！这粉色的还有吗？吵嚷声快掀翻屋顶。
哟，是阿伟啊。一个叼着烟的瘦小个子从柜台后探出头，手里还捏着把剪刀，正咔嚓咔嚓剪着商标。徐伟眼睛一亮：嘉南哥！你在这儿开店呢？
钱嘉南吐了个烟圈，指了指墙上的羊毛衫：瞎折腾呗。他看我们盯着那些衣服直咂嘴，忽然压低声音笑：知道这成本多少？出厂价八块，我卖十八，还得抢着要。
徐伟的眼睛瞪得溜圆，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柜台，柜台里摆着些塑料发夹，亮晶晶的，他咽了口唾沫：嘉南哥，我们要是放点东西在你这儿代卖，行不？
我忽然想起上海的雪地靴。去年冬天跟唐国强一起去买过，黑的红的绿的蓝的尼龙布鞋面挺好看的，底是牛筯橡胶底，绒毛厚得能埋住脚踝，当时觉得新奇，现在想来，倒比这些羊毛衫稀罕。要不我拉了拉徐伟的胳膊，我们再去趟上海，弄点雪地靴来？
当天就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绿皮火车摇摇晃晃，车窗缝里灌进的风带着煤烟味，徐伟扒着窗户看风景，我却盯着手里攥着的钱——那是攒了俩月的工资，还有跟马利民和杨玉春一起打牌赢来的几十块，加起来刚够批五十双鞋。
唐国强的姐夫留我们吃饭，炒青菜端上来时，我夹了一筷子，甜得舌头都发木。上海人做菜就爱放糖。姐夫笑着给我们盛饭，我扒着米饭，忽然想起张静英家的炒青菜。她家的灶火旺下锅快炒，撒把盐就出锅，咬在嘴里脆生生的，有股子土腥味的香，比这甜腻腻的味道实在多了。
可这次的雪地靴，实在不讨喜。钱嘉南把鞋摆在柜台最显眼的地方，看了三天就直摇头：太贵了，本地姑娘舍不得。胶鞋才三块钱一双，我们的雪地靴要十五，摆在一块儿，像只扎眼的花孔雀。
那半个月，我和徐伟几乎天天泡在小店里。看太阳从东边升到西边，看羊毛衫被一件件拎走，看我们的雪地靴在角落里落灰。最后好不容易卖掉七双，钱凑凑补补，连本钱都没回够。徐伟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