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离开校门的那个夏天，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空气里满是化不开的黏热。风像是个偷懒的家伙，躲在不知哪个角落里打盹，连树梢都懒得晃动一下。嘉兴的平房大多矮矮趴趴，周明华家的那个院子里的房子尤其如此，前后窗户对开着，中间用木板隔出了前后二小间，前屋做厨房间后半间搭了一张床，床边过道装了副吊环，前后窗被木板墙隔开了却仿佛隔着万水千山，一丝风都透不进来。他娘大概是实在看不下去儿子在蒸笼似的屋里受罪，又知道我一个人占着一间房，便跟我妈商量，让明华晚上搬过来跟我挤挤。
于是，周明华那张带着点斑驳漆皮的小木板床，就这么进驻了我的房间。原本我一个人可以打滚的小空间，一下子塞进了两张床，倒真有了点旅馆里标准间的意思，只不过这“标准间”里弥漫的，是少年人身上淡淡的汗味，和窗外飘进来的、混合着泥土与植物气息的夏日味道。
那阵子，人心总有些惶惶的。唐山大地震的阴影还没完全散去，我们嘉兴也跟着晃了两回。其实震感轻微，不过是桌子抖了抖，窗户响了响，可架不住心里头的恐慌。那些日子，晚上躺在床上，眼睛瞪得溜圆，竖着耳朵听着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总觉得下一秒天就要塌下来。直到过了好些日子，广播里反复说着地壳稳定了，不会再有地震了，那颗悬在嗓子眼的心，才一点点落回肚子里，夜里总算能闭着眼睡个囫囵觉。
没了学上，又还没正经找活干，日子就像被拉长了的橡皮筋，慢悠悠地晃荡着，透着一股子无处安放的无聊。周明华倒是总能找到乐子，白天扛着鱼竿就往河边跑，说是钓鱼，更像是去消磨那漫长得不像话的时光。
有一回，我实在被这无聊憋得发慌，也学着他的样子，找了根光秃秃的细竹竿，又在院子里拍了好些绿头苍蝇当诱饵，兴冲冲地跟着他去了高桥村河边。可我哪有他那耐心，蹲在河岸边，盯着水面上那点漂浮的诱饵，眼睛都快看直了。不到半小时，鱼竿动都没动过几下，好不容易钓上来一条手指头长的小鱼仔，银闪闪的，在手心蹦跶了两下就没了力气。我顿时觉得兴味索然，把那根不争气的竹竿往小河里一扔，溅起一圈涟漪，转身就往家走。
回去的路上，路过农民家种的玉米地，看着那饱满的、裹着绿衣裳的玉米棒子，心里忽然又活泛起来。随手掰了几根——那会儿街上的孩子嘴馋，顺手牵羊摘个瓜果啥的，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揣在怀里回了家。烧一锅水，把玉米丢进去，听着锅里咕嘟咕嘟的声响，闻着渐渐弥漫开来的甜香，刚才钓鱼失败的沮丧也就烟消云散了。那顿玉米吃得格外香，只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碰过鱼竿。
秋天来的时候，天气总算凉了些，风里带着点清冽的干爽，不像夏天那样黏糊糊地缠在人身上。倒是和曹学明一起，去钓过一次甲鱼。
就在我家旁边那条穿巷而过的小河。那河不宽，水也不算深，河岸边长满了野草，偶尔有几只蜻蜓点水飞过。我们是有备而去的。一大早，曹学明就拉着我去镇上的肉铺，花两毛钱买了一小块猪肝。那猪肝红通通的，带着点腥气，在当时可不是常能吃到的东西。回到家，我俩就开始忙活起来。找了些缝衣针，不够，又去街上买了一些回来，在火上烤软了，小心翼翼地弯成一个个小小的钩子，又找来一米多长的尼龙线，一头系在钓钩上，另一头牢牢绑在一段削好的小竹签上。就这么叮叮当当忙了一整天，才算准备好几十个钓钩。
傍晚的时候，天渐渐染上了一层橘红色，河边的风带着水汽，吹在脸上很舒服。我们扛着那些做好的钓钩，慢悠悠地走到河边。按照曹学明说的法子，每隔十米左右，就把一根钓钩插进岸边的泥里，竹签露在外面，像一个个小小的标记。那猪肝被切成细细的小块，挂在钩子上，扔进水里的时候，能看到水面上漾开一圈圈细微的波纹。就这么插完所有的竿子，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天色都也已完全擦黑了。
往回走的路上，曹学明挠了挠头，说他家那张夹网坏了，想再弄一张，可要是从头织起，又太费功夫，最好是能找张现成的渔网改改。我一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这还不好办？去水产队啊。水产队的人平时收了网，都喜欢晾在门口的空场上，没人的时候去“收”一张回来，神不知鬼不觉的。
我俩一拍即合，就溜溜达达往水产队的方向逛过去。越走近，心里头那点小兴奋就越冒头，像揣了只小兔子似的。可刚摸到水产队的院子门口，还没等我们探头探脑看清楚，院子里就窜出一条大黄狗，冲着我们“汪汪汪”地狂吠起来，那叫声又凶又急，在寂静的傍晚格外刺耳。我俩吓了一跳，别说偷网了，连院子门都不敢靠近，生怕那狗扑上来。没辙，只能灰溜溜地作罢，心里头有点扫兴。
走回来的时候，路过王老师家。昏黄的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映在墙上，拉出长长的影子。不知怎的，初中升高中时王老师把我的名字从升高中的名单上划掉的事，突然就像根刺似的扎在了心上。那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和恼怒，混着少年人特有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