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鸣把夏天拉得又稠又长，像晒在竹竿上的白衬衫，浸了汗水，沉甸甸地坠着。高中毕业证揣在口袋里，边角被反复摩挲得发毛，油墨味混着夏末的热空气钻进鼻腔，竟有种不真切的眩晕感。
我们好像一群被关了十年的鸟。那笼子是方方正正的教室，是堆成山的试卷，是老师粉笔灰里的训诫，是家长眼神里的期盼。十年，足够羽翼被磨得黯淡，足够把飞翔的本能压进骨头缝里。可当最后一场考试的铃声响起，当班主任站在讲台上说“你们自由了”，那层无形的枷锁“咔哒”一声崩断，骨头缝里的东西一下子就窜了出来，带着点生猛的痒。
白天是没法出门的。太阳毒得像要把柏油路烤化，那时候家里还没有风扇，只有拿扇子扇，扇出来的风都是热的。老妈在厨房和客厅间转来转去，眼神落在我身上，总带着点“这么大个人在家吃闲饭”的探究。我缩在房间里，要么对着天花板数纹路，要么翻出几本旧书，字都认识，凑在一起却像天书。
熬到太阳西斜，天擦黑的时候，才算活过来。
张文明会在巷口吹一声口哨，调子拐着弯，是我们约定好的信号。我趿拉着拖鞋跑出去，吴伟良、刘旭尉、周明华已经在那儿了，靠墙根站着，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烟是偷偷摸摸买来的，劣质烟草味呛得人咳嗽，却没人舍得扔。几个人凑在一起，把烟夹在指间，烟雾缭绕里，话就多了起来。
“去哪儿？”周明华吐了个烟圈，眼神里带着点无处安放的躁动。
“瞎逛呗。”吴伟良弹了弹烟灰，“总比在家听我妈念叨强。”
于是就逛。沿着街道慢慢走，踢着路边的小石子，看晚归的人骑着自行车匆匆掠过，听巷子里传来饭菜香和零星的咳嗽声。我们走过张家弄，走过丰收农机厂，最后，不知怎么就晃到了中学后院墙。
昏黄的路灯照在围墙上，墙不高，砌得歪歪扭扭，墙头上还插着些碎玻璃，锈迹斑斑的。墙根下长着几丛杂草，被我们的脚碾得蔫头耷脑。
这堵墙，我们看了四年半，每天从它旁边经过，知道哪块砖松动了，哪段墙皮掉了块角。
“你说，”刘旭尉突然开口，声音压得有点低，带着点恶作剧的兴奋，“这墙，是不是一推就倒？”
没人接话，但眼睛都亮了。
我盯着那段最歪的墙，脑子里不知怎么就冒出个念头，带着点荒诞的正义感：“要是真能推倒，倒是好事。”
“啊？”张文明愣了一下，“推倒了算什么好事？”
“你想啊，”我蹲下来，用手指抠着墙缝里的土，“这墙看着就不结实，万一哪天塌了，砸到学弟学妹怎么办？我们推倒它，学校肯定得砌新的，新的不就安全了？”
这番话一出口，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道理，好像我们不是在搞破坏，倒是在做好事了。几个人对视一眼，眼里的那点兴奋像火星子一样，“噌”地就燃起来了。
“对，有道理！”吴伟良第一个响应，搓了搓手，“为了学弟学妹的安全！”
“来！”张文明走到墙边，把烟屁股摁在地上，“搭把手！”
我们几个并排站好，后背抵住粗糙的墙面，能感觉到砖块之间松动的缝隙。夜色像块黑布，把我们的影子和墙的影子糊在一起。
“一——二——三！”
齐声发力，肩膀狠狠撞上去。墙面晃了晃，落下一阵尘土，迷了眼睛。
“再来！”
“一——二——三！”
这次用的力气更大，胳膊上的肌肉都绷紧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像闷雷滚过，那段十几米长的围墙，真的塌了。碎砖和泥土堆在地上，扬起的灰呛得人直咳嗽。
寂静了几秒，只有远处谁家的狗被惊醒，汪汪叫了两声。
“跑！”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我们没敢狂奔，怕动静太大引来人，只是快步走，脚步却不由自主地加快，心脏在胸腔里擂鼓。拐过两个街角，确定没人追来，才停下来，靠在墙上大口喘气，脸上却忍不住咧开嘴笑，带着点后怕，更多的是一种隐秘的、破坏规则后的快感。
过了几天，路过学校，看见塌掉的地方果然重新砌了墙。但新墙砌得敷衍，砖缝歪歪扭扭，用手敲敲，声音发空。
“这不行啊，”吴伟良撇撇嘴，“还不如不砌，照样不安全。”
于是，没过多久，趁着又一个晚上，我们故技重施。这次更轻，更有经验，找准了新墙最薄弱的地方。也许是十七八岁的年纪，力气真的像雨后的春笋，一天一个样，没用太大劲，那面将就着砌起来的新墙，又塌了。
这次我们走得更从容，好像做了件理所当然的事。
家里那个小天井，是全封闭的，四面是墙，头顶是天。没处去的时候，我们就窝在这儿，抽烟，喝茶，聊些不着边际的话。茶是最便宜的粗茶，烟是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