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后来我长大了，才发现这世上有太多时候，老百姓遇到事儿，能做的也只有叹口气，说句“随它去吧”。
墙没了，后园就成了敞开的院子，谁路过都能往里瞅两眼。外婆倒是想得开，没过几天，就从集市上买回一捆捆的井签树苗，沿着原来的墙根栽了下去。“这树好活，长起来快，用不了多久就能当围墙了。”她一边培土一边说。
我蹲在旁边看，井签树的枝条细细的，叶子是嫩绿色的，看着弱不禁风。可没过多久，它们就抽出了新枝，爬得飞快，很快就织成了一片绿色的屏障。更让人欢喜的是，到了春夏之交，枝头开出了一串串的花，有蓝的，有粉的，像一个个小小的喇叭，朝着太阳张着嘴，风一吹，满院子都是淡淡的清香。
外婆说这叶子能洗头，摘一把揉碎了，在水里泡出滑滑的汁水，用来洗头，头发会变得又亮又顺。我试过一次，洗完头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头发蓬松松的，带着股草木的清香，比用肥皂洗舒服多了。
渐渐的，我也觉得这井签树围成的墙比原来的砖墙好。风能透进来，阳光也能洒进来，站在后园里，能看见墙外的河水悠悠地流，能看见天上的云慢慢飘，还有那些蓝的粉的花，热热闹闹地开着，比灰扑扑的砖墙好看多了。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春意在井签树的新叶和繁花里一点点浓起来。
这天下午放学，我背着书包往家走，走到张家弄口时遇上曹学明正背着渔具往回走。他比我大二岁，皮肤是那种常年在外面晒的黝黑，裤脚卷到膝盖，露出结实的小腿，上面还沾着泥点。他手里拎着的网兜里，扑腾着好几条银光闪闪的鱼，还有几条滑溜溜的黄鳝。
他在我们年级也算是个“名人”，不是因为成绩好，是因为他总逃课，要么去摸鱼，要么去掏鸟窝，老师批评了好几次也没用。我和他没怎么说过话，顶多是在操场上擦肩而过时，互相看一眼。
没想到他看见我，竟停住了脚步，冲我扬了扬手里的网兜：“喂，要鱼吗？给你两条。”
我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他为什么要给我鱼？我们又不熟。
他见我不动，又说：“真的，拿两条去吧，刚捞上来的，新鲜。”
我看着网兜里那些活蹦乱跳的鱼，心里有点犹豫，可转念一想，家里好久没吃鱼了，母亲总说要给我补补脑子。我咧开嘴笑了笑：“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伸手从网兜里挑了两条不大不小的鲫鱼，他却皱了皱眉，把我手里的鱼拿回去，换了两条巴掌大的草鱼：“拿这个吧，大的肉多，小的回去炸着吃没多少肉。”
“这……”我有点不好意思。
“没事，”他满不在乎地摆摆手，“我家里腌了好多咸鱼了，这些拿回去也是浪费。”
我接过那两条沉甸甸的草鱼，说了声“谢谢”。他咧嘴一笑，露出两排白牙：“谢啥，下次想吃鱼了，去河边找我。”
对于他，其实真正感觉他的存在是他的大哥哥在1968年夏天的农药厂爆发大火灾，当时东大营的人民子弟兵也出动了部队救灾，用脸盆装黄沙，一盆接一盆的沙土往火堆上拨，倒下一个又上来十个，对于解放军的勇敢行为我一直刻骨铭心，他的大哥也在在这场与火神的作战中受了伤，脸被毁了，挺帅气的一个小伙子，可惜了。
从那以后，我和曹学明渐渐熟了起来。他还是老逃课，但每次从河里回来，要是收获多，总会给我送几条鱼或者黄鳝。有时候他去掏鸟蛋，也会叫上我一起，虽然我总是站在树下看着，不敢像他那样爬得那么高。我们一起在河边的草地上打滚，一起在田埂上追蜻蜓，一起把他捞来的小鱼养在玻璃瓶里，看着它们吐泡泡。谁也没说过“我们做朋友吧”，但就那么自然而然地，成了能玩到一块儿去的伙伴，这友谊一延续，就是很多年。
那年春天，除了和曹学明熟悉起来，还有一件事，像一根细针，轻轻扎在我心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印记。
我们班有个叫正林的同学，平时话不多，但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数学，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三名。那天下午，他没来上学，我们还以为他生病了，直到第二天，班主任红着眼圈告诉我们，正林的父亲出车祸了，没抢救过来。
“昨天下午，他爸走在公路上，被一辆卡车给撞了。”班主任的声音有点哽咽，“听说撞的时候，他爸还觉得没事，说不用去医院，让司机走了。可没过多久，就开始大出血，送到医院的时候，脾都碎了，抢救了一晚上，还是没留住。”
班里静悄悄的，谁都没说话。那时候的公路，车很少，一年到头也看不见几辆卡车，车祸更是稀罕事，稀罕到我们都觉得那是只会在电影里发生的事。
放学回家，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完，长长地叹了口气：“作孽啊，要是当时就送医院，说不定还有救。脾碎了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