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的模样也反应过来了，一把拉住母亲的手往屋里拽，“快进来快进来，外面冷！”她又转头对老太太道，“张阿姨，麻烦您了。”
老太太点点头，转身下楼时还不忘回头看了我们一眼，眼神里带着点探究。
房间不大，摆着两张单人床，一张木桌，一把椅子。墙角的煤炉上坐着个搪瓷缸，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姑妈一边给我们倒热水，一边絮絮叨叨地说：“我这脑子，前阵子磕了下，记性更差了，刚看见你们，愣是没认出来，弟弟这儿子长得跟他真像。”她说话时，手指下意识地摸了摸后脑勺，那里还贴着块纱布。
“医生怎么说？”母亲接过搪瓷杯，指尖触到温热的杯壁。
“说是没啥大事，养着就行。”姑妈笑了笑，从床头柜的网兜里摸出两个苹果，“来，尝尝上海的苹果，比你们那儿的肯定甜甜。”
那苹果确实大，红扑扑的，表皮光溜溜的，不像我们小镇上卖的，总带着点虫眼和疤痕。姑妈拿水果刀削了皮，苹果的清香立刻漫了开来，甜丝丝的，混着煤炉里煤块燃烧的味道，在小小的房间里打着转。我接过递来的苹果，咬了一口，汁水瞬间在嘴里爆开，甜得恰到好处，一点也不涩。
“好吃吧？”姑妈看着我，眼里带着笑意，“上海的水果都是从北边空运过来的，新鲜。”
我点点头，嘴里塞得满满的，说不出话来。那两天，姑妈每天都会买苹果回来，我像只贪嘴的小松鼠，把木桌上的苹果吃得一个不剩。最后一个苹果下肚时，我摸着圆滚滚的肚子跟姑妈说：“姑，这苹果真好，我们镇上的苹果又小又酸，还带股怪味。”
妈妈叹了口气：“大城市嘛，啥好东西都先紧着大城市。他们总叫咱们乡下人，其实也不全是坏心，就是见得多了，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妈顿了顿，又补充道，“不过我们乡下也有好的，每次去镇上买肉，都是现杀的猪，新鲜得很。上海人想吃口新鲜肉难着呢，菜场里卖的都是冻了不知多久的，跟僵尸似的。”
我这才知道，姑妈在上海看病，一直住旅馆。“医院病房紧张得很，”姑妈解释道，“除非是快不行的，不然都得自己找地方住。我这算好的，厂里给报销旅馆费，还派了人来看过两回。”
临走那天，姑妈往我们包里塞了一大袋苹果，又从抽屉里拿出个玻璃瓶，里面装着雪白的粉末。“这是珍珠粉，”她说，“我每天都吃，安神的，你不是总说睡不着吗？拿着。”
我瞅着那瓶子精致的玻璃盖，知道这东西金贵，连忙摆手：“姑，我不要，太贵重了。”
“拿着吧，”姑妈把瓶子硬塞进我手里，“公家出钱的，我这工伤，厂里给配的。不拿白不拿，我才不管呢，身体是自己的。”她又转向母亲，压低了声音，“弟妹，我跟你说实话，我这脑子就是轻微脑震荡，养养就好了。但我想通了，以前在厂里拼得太凶，值当吗？现在趁这机会歇着，也挺好。”
母亲看着她，忽然笑了：“你呀，总算开窍了。”
回到嘉兴，父亲已经从乡下回来了。他听母亲说完姑妈的情况，点了点头：“问题不大，就是得放宽心养着。”没过几天，县里也来人了，给母亲送来了结论——她之前被卷进去的那桩案子，查清楚了，跟她没有半点关系。母亲拿着那张盖着红章的纸，手指微微发抖，眼眶却亮得很。
那年春节，家里格外热闹。姑妈带着表哥天峰从上海来了，她说过几天她和天峰要走，让姑父在我们这儿再多住些日子——她说要等政策明朗了再让他回去，不然那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
天峰表哥比我大十岁，正在上海交大读大学。他看见我弟弟，笑着问：“这是冰峰吧？跟我名字就差一个字。”
我这才注意到，弟弟叫冰峰，表哥叫天峰，都带着个“峰”字。母亲笑着说：“你姑夫取的，说‘峰’字好，有骨气，能站得高。”我摸手上的苹果忽然觉得，原来取名字也是件有讲究的事，像在给日子偷偷埋下个盼头。
除夕那天，父亲写了副春联，上联是“雪消门外千山绿”，下联是“春到人间万户欢”。我和天峰表哥一起贴在门框上，浆糊是母亲用面粉调的，黏糊糊的，蹭在手上暖烘烘的。厨房里，姑妈带来的上海苹果摆在盘子里，红得像小灯笼，弟弟冰峰踮着脚够不着，被姑父一把抱起来，举到柜子顶上让他拿。
吃年夜饭时，父亲开了瓶绍兴黄酒，给姑父倒了满满一杯。“来，喝了这杯，”他举起杯子，“新的一年，啥都能好起来。”
姑父眼眶红了，仰头把酒喝了，抹了把脸：“借你吉言。”
窗外的鞭炮噼里啪啦响起来，炸开的火星像撒了把星星。我扒着窗户往外看，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月亮从云里钻出来，给屋顶盖了层银霜。母亲走过来，把件厚棉袄披在我身上，轻声说：“冷不冷？进去吧。”
我摇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