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像条年迈的青蛇，在铁轨上慢吞吞地游移。车轮碾过接缝处的哐当声有节奏地敲着耳膜，车厢里弥漫着煤烟味、汗味和劣质烟草混合的气息，昏黄的灯泡悬在头顶，随着车身摇晃出一圈圈模糊的光晕。我和母亲对面坐着，她靠窗的位置积着层薄薄的灰，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包带——那是个洗得发白的蓝布包，里面装着给姑妈带的嘉兴粽子是车站买的，油纸渗着油星，在布面上洇出浅黄的印子。
“慢车就是这样，”母亲叹口气，把我的围巾又紧了紧，“一路都要给快车让道，咱们且得熬着呢。”
我点点头，看着窗外。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偶尔掠过几盏昏黄的路灯，快得像流星。车厢里人不多，后排有个男人打着震天响的呼噜，前排的大妈抱着个熟睡的孩子，襁褓里露出半只红通通的小脚。母亲推了推我，指着她身旁的空位：“躺会儿吧，看这架势，天亮前到不了上海。”
我蜷起身子，头枕在母亲的膝头。她的棉布裤子带着皂角的清香，膝盖处磨得发亮，却干净得没有一丝褶皱。火车又哐当一声停了，这次停得格外久，窗外传来铁轨工人敲打扳手的叮当声，远处隐约有汽笛长鸣，像困在深巷里的野兽在低吼。我眼皮越来越沉，恍惚间觉得自己像粒被风卷着的尘埃，在无边无际的黑夜里飘啊飘，最后被母亲的手轻轻接住，坠入了梦乡。
再次睁开眼时，车厢里已泛出青白的晨光。母亲正弯腰替我理着压皱的衣领，声音带着刚醒的沙哑：“到了，上海站。”
下了站台，冷风像小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我缩着脖子打了个哆嗦，才发现上海的冬天比嘉兴冷得更尖锐——嘉兴的冷是裹着水汽的湿冷，黏在皮肤上慢慢渗进去；上海的风却带着股硬劲，刮在脸上生疼，像是从冰窖里直接灌出来的。天刚蒙蒙亮，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站台尽头的信号灯忽明忽暗，像只疲倦的眼睛。
“先找个地方暖和暖和。”母亲拉着我往出站口走，她的手很暖，掌心带着常年握手术刀磨出的薄茧。
车站附近的早点摊冒着白腾腾的热气，我们挑了家挂着“上海小吃”木牌的铺子。豆浆是现磨的，盛在粗瓷碗里，上面浮着层细密的泡沫，喝一口，醇厚的豆香混着暖意从喉咙一直淌到胃里。大饼在铁板上烤得酥脆，咬下去咔嚓响，芝麻的香味混着葱花窜出来。我连喝了两碗豆浆，额头上沁出细汗，再抬头时，天已经亮透了，铅灰色的云被撕开道口子，漏出点淡金色的光。
“大哥，问下到浙江中路怎么走？”母亲向摊主打听，手里还捏着半块没吃完的大饼。
摊主是个络腮胡的中年男人，操着一口带沪语腔调的普通话，指手画脚说了半天，又报了三路公交车的号码。母亲听得仔细，时不时点头应着，末了还从布包里摸出颗水果糖递过去：“多谢了，尝尝我们嘉兴的糖。”
男人笑着接了，塞进嘴里：“客气啥，你们乡下人就是实诚。”
我心里咯噔一下，攥着豆浆碗的手紧了紧。母亲却像没听见似的，拉着我往公交站走，轻声说：“记着路牌，别跟丢了。”
转第三趟车时，车厢里已经挤满了人。上海的公交车比嘉兴的新，还大，足有嘉兴三台汽车那么长，还长着辩子，扶手擦得锃亮，车窗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广告。我被挤在母亲身后，闻着周围人身上的雪花膏味、油条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属于大城市的气息。有人用沪语高声交谈，语速快得像炒豆子，我大概能全听懂，只觉得他们的语调里带着种天生的熟稔，仿佛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盏路灯，都是他们家的后院。
终于到了浙江中路，街两旁是挤挤挨挨的楼房，墙面上爬满了斑驳的爬山虎，晾衣绳从这栋楼拉到那栋楼，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衣裳。我们提着包在巷子里转了好几圈，问了修鞋的大爷、买菜的阿姨，才在一条窄得只能容两人并排走的弄堂深处，找到了那家“金华旅馆”。
旅馆的门是褪了漆的木门，推开时吱呀作响。柜台后的老太太戴着老花镜，抬头打量我们：“住店？”
“我们找亲戚，”母亲上前一步，“她叫于秀琴，是从洛阳来的，在这儿住了些日子。”
老太太哦了一声，在账本上翻了翻：“二楼，203房。我带你们去。”
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颤巍巍的，每一步都发出“咯吱”的呻吟。二楼果然像老太太说的，中间是个方方正正的大客厅，摆着张掉漆的八仙桌，四周全是带编号的房门，像蜂巢里的小格子。姑妈住的203房在转角，门虚掩着，能听见里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
老太太敲了敲门：“于同志，有人找。”
门开了，姑妈穿着件灰蓝色的列宁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只是脸色还有点苍白。她看见我们，先是愣住了，看到了我眼睛眨了两下，像是在辨认什么，直到母亲笑着说：“秀琴，我们是嘉兴来的。”
“哎呀！是弟妹啊！”姑妈看见我想到了她弟弟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