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国强也晕乎乎的，看了眼面不改色的姜小燕，苦笑着点了点头。吴伟良还在那儿嘟囔着再来一杯，被我按住了。姜小燕看我们停了杯，笑得更欢了：怎么着？这就认输了？
认输认输，我举起杯子示意了一下，姜同志真是女中豪杰，我们甘拜下风。那一刻我是真的服了，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见女人喝白酒这么生猛，心里莫名地生出点畏惧，想着以后可千万别跟会喝白酒的女人较劲。
吃饱喝足，姜小燕和小李要跟着返程的船回去，临走时姜小燕还冲我们挥着手：下次到供销社买酱油，报我名字，给你们多打一勺！看着她跳上小汽轮的背影，我忽然觉得，这趟乡下之行，好像比想象中要热闹得多。
朱百康被泮菊根他们拉着去收拾住处，我和唐国强、吴伟良打算去大桥镇上走走。从村里到镇上要走半小时，田埂上的野草沾着午后的热气，踩上去软乎乎的。吴伟良还没完全醒酒，一路哼着跑调的歌，唐国强跟我聊着班里其他同学的近况，说谁谁进了工厂，谁谁去当了兵，谁谁也快要下乡了。
大桥镇比我想象中要小，青石板路坑坑洼洼的，两旁的老房子歪歪扭扭地挤在一起，跟我小时候在这时的记忆没什么两样。供销社就在镇口，玻璃柜台擦得锃亮，我正往里张望，忽然看见柜台里站着个熟悉的身影——是我们初中时跟王建国偷吃禁果的那个女学长，当年她怀孕了被学校解除学业了，轰动了整个年级。
她好像没怎么变，还是梳着齐耳短发，穿着蓝色的工装，只是眼角多了点细纹。看到我们，她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我心里忽然冒出个念头：当年那个孩子，她到底生下来了吗？可这话在嘴边转了几圈，终究没敢问出口，只是也点了点头，拉着唐国强赶紧往前走。
逛到镇尾时，太阳开始往西斜，酒劲上来渴得厉害，正好路边有个削甘蔗的小摊。摊主是个精瘦的老头，挥着刀把甘蔗削得干干净净，露出白生生的瓤。老板，来一根。唐国强开口道。
老头手起刀落，把甘蔗剁成三段，我们仨一人拿了一段，咬下去甜津津的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流。
我大概是还没醒酒，脑子一热，指着甘蔗对老头说：钱跟理发店的吴师傅收。说完就跟着唐国强他们往前走，走出去老远，才想起自己根本不认识什么吴师傅，估计是把吴增水家的老爷子给记混了。
回头看时，那老头正站在摊前发愣，也没追上来，不知道他后来会不会真的去找吴师傅要钱。
晚上住在吴增水家，他爸妈去亲戚家了，就他一个人在家。我们刚坐下没多久，鲁建兴也闻讯赶来了，手里还拎着瓶白酒，一进门就喊：听说你们来了，必须得喝几杯！结果可想而知，本来就没醒酒的我们，被他这么一闹，彻底喝断了片。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吴增水家的硬板床上，头痛得像要炸开，怎么回的屋、怎么睡的觉，一点印象都没有。唐国强和吴伟良也好不到哪儿去，捂着脑袋哼哼唧唧的。吃了碗吴增水妈煮的白粥，才稍微缓过点劲来。
昨天的船早就开走了，我们只能去码头坐早班船回嘉兴。轮船摇摇晃晃地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东门新洋桥上岸时，唐国强忽然说：刘建华家就在对面春波桥下，要不顺道去看看？
刘建华是我们初中高中的同学，毕业后见到过几次，前面有提过。我们仨互相搀扶着往他家走，他开门看到我们时，眼睛瞪得溜圆，随即笑得露出了大门牙：你们怎么来了？稀客稀客！忙不迭地给我们泡茶，又跑出去买烟，还把家里的瓜子、糖果、花生一股脑全摆出来，小桌子都快堆不下了。
中午在他家吃饭，我捂着还在隐隐作痛的头说：今天说什么也不喝酒了。刘建华却笑：你这是没听说过酒醉还需酒来解说着就出去买了一箱啤酒，绿油油的瓶子在桌上摆了一排。
本来没打算喝，可那啤酒的麦香味飘进鼻子里，肚子里的酒虫像是被勾了出来。我试探着喝了半瓶，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竟然觉得舒服多了，头好像也没那么痛了。几瓶下去，晕乎乎的感觉彻底散了，人也精神起来。
正聊着天，刘建华楼下的两个小子跑了上来，一个壮得像头小牛犊，浑身的肌肉鼓鼓囊囊的，另一个瘦高个，眼睛滴溜溜地转。刘建华介绍说，壮的叫毛头，瘦的叫山根子，都是他从小玩到大的伙伴。
一堆人围着桌子吹牛，不知怎么就说到了力气上。山根子拍着毛头的胳膊说：你们别瞧毛头年纪不大，他可是练石担的，力气大得能扛动二百斤的麻袋。毛头得意地扬了扬下巴，看我的眼神带着点挑衅。
我那天大概是喝了点酒，脑子有点热，竟然脱口而出：是吗？那咱们比划比划？
毛头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笑容里满是不屑：你？跟我比？他上下打量我一番，我那时确实瘦，穿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胳膊细得像麻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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