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漫进窗棂时，床单上那抹红痕正泛着刺目的光。像朵被揉碎的花，骤然绽在粗布上，带着点蛮横的艳。我蹲在床边，盯着那痕迹看了许久，指节攥得发白，酸麻感顺着胳膊爬上来，才猛地站起身。盆里的肥皂还带着昨夜的湿气，被我一把抓在手里，光着脚就往河边跑。
清晨的河水裹着夜的凉，刚浸进去就刺得手发麻。我把床单按进水里，肥皂擦了一遍又一遍，泡沫浮了一层又一层，那点红却像生了根的草，任你怎么薅，总留着道浅淡的印子。河埠头的青石板上，王大婶正捶着衣裳，见我笨手笨脚的，隔着水笑喊：“木子，这大清早的洗床单，是洒了墨水？”
我含混地应了声，把床单往水里按得更深，耳朵却烧得厉害。她哪会知道，这哪是墨水。是小扬昨夜眼里的泪，是她攥着我衣角时微微发颤的手，是她用最傻的法子，在我心里刻下的印。
晾床单时，风把布面吹得猎猎响，那淡红的印子在日头下若隐若现，像块没长好的疤。
河对岸的木器厂烟囱正冒白烟，食堂的早饭香顺着风飘过来，忽然就想起小扬拎着铝饭盒朝我笑的样子——她总爱在饭盒里藏块糖，说是练琴费嗓子，得甜甜嘴。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闷得发慌，连呼吸都带着点涩。
仓库的活儿照旧。老周扒着算盘看我，眉头皱成个疙瘩：“没睡好？眼珠子红得像兔子。”我摸了摸眼角，扯谎：“让隔年的蚊子叮了，痒得没合眼。”可算盘珠子偏不听使唤，“领工装”三个字，笔在纸上顿了顿，差点写成“小扬”。赶紧用橡皮涂了重写，纸面被蹭出个难看的窟窿，像块破了的疤。
沈琪他们看出我蔫，下了班硬拽着去喝二锅头。劣质白酒的辣味呛得眼泪直流，沈琪拍我后背：“失恋了？”我猛灌一口，摇摇头，又点点头。我也说不清这算什么。她不是嫁人，是去天津学音乐，是好事。
可那晚上的事，像块浸了水的石头，压在心头，沉得喘不过气。
“她走了，”我把酒杯顿在桌上，“去天津学音乐了。”
“那是攀高枝了！”孙国良给我满上，“以后就是大城市的艺术家，你该高兴。”
“是啊，该高兴。”我把酒喝干，喉咙里却苦得像吞了黄连。
日子像仓库里的面粉，一天天过着，看似没什么变化，却在不经意间积起厚厚的一层。我渐渐习惯了宿舍里挥之不去的烟味，习惯了和沈琪他们挤在一张床上聊车间里的姑娘，习惯了路过制面场时，故意加快脚步——那里的机器声，总让我想起小扬练琴的调子。
她的小提琴还立在宿舍墙角，琴盒上落了层薄灰。我不敢碰，怕一打开，就听见她教我拉《东方红》时笑我的声音：“木子，你这手指跟钢筋似的，得柔点儿。”她趴在桌上看我练琴的侧脸，头发垂下来，扫得我手背上痒痒的，像有小虫子爬。
约莫过了一个多月，传达室大爷喊我：“木子，天津来的包裹！”拆包裹时，手控制不住地抖，沈琪凑过来看热闹：“哟，大城市的相好？”我没理他，指尖触到信封时，心怦怦直跳。
是本五线谱，封面印着金色的琴键。信纸上的字是小扬的，比以前工整了些，却还带着点跳脱的劲儿，像她拉琴时总按不准的那个高音。
天津的春天比镇上凉，我买了件红毛衣，穿起来像团火，同学都说好看。
琴房比我家大，练到半夜也没人管。只是拉《梁祝》时，总想起你把弓子握反的样子，忍不住笑出声，被老师瞪了好几回。
那天晚上说要嫁人，是骗你的。我怕正经跟你说要走，又哭鼻子，丢死人了。
床单洗干净了吗？我妈说，那种印子得用淘米水泡，你肯定不知道。
不用回信，我知道你笨嘴拙舌的，也说不出啥好听的。
小扬”
信纸右下角有几滴晕开的墨点，像眼泪砸上去的。我捏着信纸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沈琪催我去领工资，才发现指缝里嵌着纸的毛边，扎得指尖发疼。
从那以后，偶尔会收到她的信。有时是张画着琴键的明信片，有时是片压干的枫叶，信里总说琴房的灯管坏了三次，说食堂的包子不如家里的香，绝口不提那个晚上。我从没回过信，只是每次收到信，都会把那本五线谱翻开，对着上面弯弯曲曲的符号发呆——那些像小蝌蚪似的东西，我还是一个都认不得。
仓库的算盘越打越熟，手指在算珠上翻飞时，总想起小扬教我按琴弦的样子。她的指尖轻轻覆在我手背上，带着点薄茧，温温的：“这儿，得用力按下去。”沈琪他们总打趣我：“木子越来越像老会计了，就是脸上多了点啥，说不清。”
开春时，孙国良塞给我块奶糖，说是他姐从天津捎来的。糖在嘴里化开，甜得发腻，忽然就想起小扬说的红毛衣。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又酸又软，像揣了颗刚剥壳的杏子。
那天晚上，我回了趟大院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