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蝉鸣还带着夏末的余威，聒噪地撕扯着空气，我背着比小学时沉了不止一倍的书包，站在初中校门口，感觉自己像被扔进了一个巨大的、运转着的陌生机器里。灰砖教学楼比记忆里的小学要高得多，走廊里来来往往的学生面孔都带着和我相似的局促，却又夹杂着我读不懂的熟稔。这里的一切都在告诉我：你长大了，这里不是你可以撒欢跑跳的地方了。
我想象过的初中，应该是有宽敞的操场，有可以一起分享秘密的朋友，有稍微宽松一点的课堂。可现实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第一天拿到课程表，我的眼睛差点从眼眶里凸出来。语文、数学是老朋友，可后面跟着的物理、化学像两座沉默的山，政治、英语、地理、历史排得密密麻麻，甚至还有一门听起来就带着点严肃和尴尬的生理卫生课。老师在讲台上介绍课程设置时，语气平淡得像在报菜名，可我听着，心里却像被塞进了一团乱麻。
“作业会有点多，大家慢慢适应。”朱巧玉老师说话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我缩在教室自己的坐位上，看着他在黑板上写下一串又一串的名字和要求，突然无比想念小学的朱惠芬老师。那个朱老师总是笑眯眯的，会在我们写错字时轻轻敲敲我们的手背，会在下雨天把忘记带伞的同学一个个送回家。她的温柔像妈妈的怀抱，而眼前这些老师，无论是说话的语气，还是看人的眼神，都带着一种近乎严厉的冷静，像……像爸爸检查作业时的样子，总让人有点喘不过气。
陌生感像潮水一样包裹着我。课间十分钟，走廊里挤满了人，我想去找个水龙头喝水，却在岔路口迷了路。看着那些三五成群、说说笑笑的同学，他们似乎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小团体，只有我像个孤魂野鬼。看见袁冠娥在教室门口，我几次想开口问她卫生间在哪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怕打扰到她，更怕自己的声音在这陌生的环境里显得突兀。那一刻，一种强烈的冲动攫住了我：我想回家，想回到那个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到每一个角落的小学，想闻闻操场旁那几棵橙青树的味道。
日子像被按了快进键的录像带，哗啦啦地往前跑。每天的生活被切割成无数个小块：上课、下课、做笔记、赶作业。放学铃声响起时，书包里永远装着沉甸甸的作业本，它们像一群索命的小鬼，追着我从学校到家里。晚饭匆匆扒几口，就一头扎进房间，台灯亮到深夜，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成了夜晚唯一的背景音。可作业像是永远也做不完，数学题刚解出两道，英语单词又在等着被默写，历史年份像调皮的数字精灵，怎么也记不住。
常常是凌晨五点多，天刚蒙蒙亮，我就得揉着酸涩的眼睛爬起来，坐在书桌前，把昨晚没写完的作业匆匆补上。晨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在作业本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光带，里面浮动着无数细小的尘埃，它们都比我悠闲。我握着笔的手微微发颤，心里又急又慌，生怕上学迟到，更怕作业交不上被老师批评。时间真的像一本飞快翻动的书，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上一页的内容，下一页就已经扑面而来，糊了我一脸的仓促。
班里的同学渐渐熟悉起来。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小学，有着不一样的爱好和脾性——有人下课就抱着篮球冲出去，有人永远埋在书堆里，有人叽叽喳喳能说个不停，有人则像我一样沉默——但奇怪的是，慢慢地，大家之间也生出了一种默契。谁的笔没水了，总会有人递过来一支；谁的笔记没抄完，周围总有好几本摊开供你参考。“相互帮助，共同进步”，班主任朱老师在班会上说过的话，竟在这些细微末节里悄悄生根发芽。
刘建华和周士华是班里最扎眼的两个。他们俩像是被捆在一起的蚂蚱，上课总爱搞点小动作。刘建华会在老师转身写板书时，飞快地从抽屉里摸出个小玩意儿摆弄，或是用笔戳戳前桌同学的后背，脸上挂着狡黠的笑。可他神奇得很，不管课上多不专心，老师提问时总能答上来，考试成绩也稳居中上游。我偷偷观察过他，他解题时思路特别快，有时候还能想出老师没教过的简便方法，是个藏着点小聪明的家伙。
周士华就不一样了。他上课的小动作比刘建华还多，一会儿扯扯同桌的头发，一会儿对着窗外发呆，课本常常是倒着放的。老师提问他，十有八九是站起来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考试成绩更是惨不忍睹，红灯笼挂得比谁都勤。同样是调皮捣蛋，两个人却像是在两条平行线上，一个靠着小聪明游刃有余，一个却在泥潭里越陷越深。我私下里跟新交的朋友嘀咕过：“刘建华是真聪明，周士华嘛……简直是头笨猪。”
没过多久，体育老师换了。新来的杨志观老师很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穿着运动服，浑身散发着阳光的味道，看上去比我们大不了十岁八岁。他跟之前那个总是让我们围着操场跑圈的王老师截然不同。王老师的体育课，除了跑就是走，单调得让人犯困。杨老师却像个魔术师，总能变出新鲜花样。他教我们打排球，看着那红白相间的球在网前飞来飞去，我们的欢呼声能掀翻屋顶；他带我们打篮球，运球时手掌拍击地面的声音，像是在为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