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进入具体安排阶段。周明主持会议：“既然方向已定，我提几点具体意见。第一，李宇轩送入功德林后，单独安排一个院落，不与其他人员同住。生活待遇适当从优，允许阅读书报，家属可以探视。”
“第二，医疗方面要确保。他今年五十九岁，身体状况听说欠佳。功德林的医生需定期检查，所需药品可按特殊渠道申报。”
“第四，”周明看向陈义，“华东局这边安排几位可靠同志，定期以探视名义了解情况，确保安全。陈更同志目前在沪，他与李先生有师生之谊，沟通起来方便些。”
陈义颔首：“我尽快安排。”
“第五，”周明最后强调，“功德林管理处要明确，李宇轩属于特殊对象。既要落实管理要求，也要给予应有尊重。遇到任何情况直接向中央请示，不得擅自处理。”
记录员的笔尖在纸面上快速移动。这些指示将成为后续工作的具体依据。
散会后，人明示意周明留下。待众人离去，人明走到窗前望着湖面沉默片刻。
“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人明忽然开口，“他终究教过我。当年我母亲病重时，他托人捎来二十块银元——那时他月薪也不过八十。”
周明静立一旁，没有接话。
人明转过身来：“历史走向常常令人感慨。若他当年选择另一条路，境遇或许大不相同。”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周明语气平和，“他选择了他的立场，这是事实。但我们并未因此全盘否定他过往的作为，这已是力所能及的公正。”
人明点头，重新点燃一支烟：“交代下面同志，对待他……保持应有的礼遇。毕竟曾是师长。”
同一时刻，东南某地官邸内，几人正在密谈。除了那位被称为“长官”的老人，还有情报部门负责人毛谦、长子蒋景国，以及刚从对岸辗转而来的原第三战区副参谋长。
“消息核实了？”老人问。
“已确认，”毛谦答道，“景公被安置在燕京功德林，单独院落，待遇……据说尚可。”
老人轻哼一声：“尚可？他们的管理所，能好到哪里去？不过是做表面文章。”
“父亲，”蒋景国开口道，“是否考虑采取营救行动？”
室内一时寂静。
毛谦先摇头：“难度太大。功德林位于核心区域，我们的人深入都困难，更别说带人离开。”
“但李叔掌握太多机密，”蒋景国压低声音，“战区部署、人事脉络，还有……与美方的接触记录。若他在那边吐露实情，对我们相当不利。”
老人未立即回应，手指轻叩椅柄。良久才问：“以你们对宇轩的了解，他会说多少？”
那位原副参谋长谨慎答道：“长官，依卑职观察，宇轩公不会主动交代。但他年事已高，身陷囹圄，若对方施加压力……”
“他不会全说，”老人突然打断，“我了解他。不会背弃根本，但也不会硬抗到底。会有选择地交代一些，这是他的处世之道。”
他起身走到窗边：“营救……真无可能？”
“或可尝试联络。”毛谦稍作停顿，“若实在无法，是否考虑……”他未说完，但手势已明。
老人骤然转身，目光凌厉：“你说什么？”
毛谦立即垂首：“属下是为大局考虑。景公所知甚多，万一……”
“没有万一！”老人声音陡然提高，“景行随我四十余年！他父祖三代与我家渊源深厚！即便身陷彼处，也断不会真正背弃！”
室内落针可闻。蒋景国与毛谦皆不敢再言。
许久，老人缓缓坐回椅中：“设法……传递消息。不必营救，只需带话：告诉他，故人未曾相忘。保重身体，若有机会……我会设法。”
这个决定带着浓厚的情感色彩，有违情报工作原则。但毛谦不敢反驳，只得应道：“遵命，我亲自安排。”
“切记，”老人补充，“此事必须绝对保密。若有泄露，对方加强戒备，就真的……再无转圜余地。”
三日后，金陵老虎桥监狱。美式吉普驶入院内，李宇轩被带下车。他穿着整洁的灰布中山装，鬓发梳理齐整，虽面容憔悴，脊背仍挺得笔直。
两名公安干部迎上前，为首者三十余岁，戴眼镜，态度客气：“李先生，我是公安部一处副处长刘明。奉命接您前往燕京。”
李宇轩微微点头。
刘明继续说明：“行程约需三日，已安排软卧包厢。抵达后您将入住功德林管理处。这是中央的统一安排，请您理解。”
“明白。”李宇轩声音平静，“何时出发？”
“现在。”
列车北上，李宇轩独坐软卧包厢。窗外华北平原的麦田漫延成金色海洋，六月阳光倾泻在即将成熟的穗浪上。他望着这片土地，想起一九三七年乘火车撤离金陵的秋天，那时心中是烽火连天的悲怆，如今却是尘埃落定的平静。
至少，战火已熄。至少，旧部多已安顿。至少，儿子在南方扎下了根。至少，这比原先预想的结局好太多。
三日后列车抵达燕京站。黑色轿车直接驶上月台，接他穿过长安街，经过正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