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李宇轩苦笑。
他想起了三个月前，1949年1月，在金陵最后的见面。
那时解放军已饮马长江，国民政府准备南迁广州，大队长召他去中山陵附近的官邸。那天的大队长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显苍老，背微微佝偻着，但眼神依然锐利。
“景行，你跟我去台湾。”不是商量，是命令。
李宇轩沉默片刻：“大队长，东南半壁还需要人守。我若一走，军心就散了。”
“守？”大队长冷笑，“还守得住吗？陈义、粟语的部队已经到江北了！长江天堑，能守几天？我要你去台湾，是要保留火种，将来反攻大陆，你是最重要的力量！”
“少东家……”李宇轩抬起头，“我今年五十九了。我父亲、祖父，世代侍奉蒋家。我四岁就跟在您身边，您读书，我磨墨。您习武，我递剑。后来您和我上学，提拔我当将军……这份恩情，我终生难忘。”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但这次，我想留在东南。不是为国民党守，是为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守。能多守一天，老百姓就能多一天准备，工厂、学校就能多转移一些。等守不住了……我会让部队放下武器，减少流血。”
大队长盯着他，眼神复杂。那一刻，李宇轩在大队长眼中看到了很多东西：愤怒、失望，但似乎也有一丝……理解？
“你和你儿子一样，都是倔脾气。”大队长最终说，语气缓和了些，“学文在南洋怎么样了？”
提到儿子，李宇轩脸上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柔和：“上月来信，说在婆罗洲站住了脚。当地华人商会支持他，组建了一支三千人的自卫武装，控制了两个港口和一片橡胶园。”
“好，好啊。”大队长点头，“南洋是个退路。但景行，你要想清楚——留在大陆，等共和来了，他们会怎么对你？你可是‘反动军阀’、‘战犯’！”
“我知道。”李宇轩平静地说，“但我欠这片土地的。这些年，我跟着您打军阀、抗日，但也看着百姓受苦。现在，我不想再打了。能和平交接，就和平交接吧。”
那次谈话不欢而散。大队长最后说：“景行，你会后悔的。”
现在，坐在溪口老宅里，听着越来越近的军号声，李宇轩问自己：后悔吗？
“今蒋氏集团背离中山先生遗训，行独裁内战之实……先生身为东南军政长官，手握重兵，却受制于人，空有保境安民之心，难施救国救民之策。”
信上的话说到了痛处。
1948年底，他被任命为东南军政长官，名义上统帅苏浙皖赣四省军事。但实际上呢？其他人的部队他调不动，自己曾经组建的西南军已经让儿子带去西南。他能指挥的，只有自己第五军残存的几个师，还有就是地方保安部队。
他想过在长江南岸组织有效防御，但上面催着“死守”，虽然补给从未缺过。但他想过和共和接触，谈判和平移交，但手底下不同意。他想保全杭州、宁波这些城市的工业设施，但汤恩博派人炸毁了钱塘江大桥……
“先生与周明先生交厚，深知我党‘既往不咎、立功受奖’之诚。北平和平解放、程倩陈明认起义受优待之例，足见我军善待起义将领之实。”
周明……他想起了那个永远彬彬有礼、眼神清澈的年轻人。1938年在江城，国共合作抗战最紧密的时候，他们有过几次深谈。周明曾说：“景行先生，您是我尊敬的人。抗战胜利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我都希望华夏能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
1946年，内战爆发前，周明还托人带过话：“请景行珍重，不要卷入兄弟阋墙的悲剧。”
可他没能做到。
“先生字‘景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当择正道而行。”
在燕京段祺锐给他取字“景行”，是希望他行为光明，如大路般坦荡。可他这一生，走了多少弯路？跟过军阀，打过内战，抗过日，如今又成了内战的要被俘虏的最高将领。
“老爷，外面……来人了。”周福的声音有些颤抖。
李宇轩抬头，透过窗棂，看见老宅的院门被推开。几个穿着土布军装、戴着红五星帽的军人走进来，为首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干部，面容清瘦，腰间别着手枪，但手没有按在枪上。
他们没有立即进屋，而是在院子里站定。为首的干部抬头看了看这座老宅，对身边人说：“这就是李将军出生的地方？保护好，不要破坏。”
李宇轩整理了一下身上的旧军装——他已经换下了上将领章，只穿普通的黄呢军服。他拿起那封信，折好，放进内袋，然后站起身，推开书房的门。
雨已经停了，院子里湿漉漉的。五月的阳光从云缝中漏下来，照在青石板路上。
为首的干部看见他，立正，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李将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政治部副主任，赵启明。”
李宇轩还了一个军礼，动作有些迟缓。
赵启明走上前，态度恭敬：“奉陈义司令员、粟语副司令员命令，请李将军移步。首长特别交代，要以礼相待。”
“陈义、粟语……”李宇轩点点头，“他们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