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难题。
之后，他又陆续向苏联发去罐头、皮衣等各类积压日用品。
多年后局牟齐中自述，彼时在深圳做玉米贸易的王实，不但曾为他供应过牛肉罐头。而且这笔他在1991年完成的跨国交易，让他净赚一亿六千万元。
这便是改革开放后，轰动全国的“罐头换飞机”传奇。
不用说，牟齐中也因此一夜成名。
一本名为《财富》的杂志，将他评为“大陆超级富豪之首”，他也成了大众认知中，国内第一位公开亮相的“全国首富”。
然而空前的成功催生了过度的自信，此后牟其中再也不愿踏实经营实业，反而接连抛出各种天马行空的狂想计划。
比如要将满洲里打造成“北方小港城”，比如出资三十一亿美元为国家海军购置航母，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他提议在喜马拉雅山脉炸开一道宽五十公里、深两千多米的豁口，引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西北内陆，改善当地气候与生态。
但最终，他的这些计划都无一例外，都只成为在口头上流传的臆想。
不同于名动天下的牟其中，同一时期抓住时代红利、赚得盆满钵满的其他人，其实还有一个行事极为低调的人，就像宁卫民一样。
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人对于现代资本运作的底层逻辑，居然比宁卫民玩儿的还要老道，不得不说是天赋异禀。
而他就是生于1957年的杨荣。
杨荣早年经历颇为神秘。
他初中毕业后做过厨师，也曾承包过小商店。
但不知从何时起，他拿到了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还自称有参军、参战经历。
他思维跳脱、性格狂放桀骜，有记者曾这样形容他——“即便他身上只剩二十万元，且明天就要宣告破产，今天他也能面不改色，请你吃一顿花费十万元的宴席。”
1989年，杨荣在港城创办财务公司，主营客户资金拆借，兼营债券与股票交易，就此积累下人生第一桶金。
和牟齐中一样，杨荣也敏锐察觉到，国营企业的资本变革，是攫取时代财富的绝佳机遇。
不久后他得知，沈阳有一家汽车厂，自1988年起对外发行一亿元股票，可时隔一年多，股票依旧无人问津、滞销严重。
彼时国内汽车行业处境艰难，市场普遍不看好，人人避之不及，可杨荣却能看准时机果断出手。
1991年，他拿出一千二百万美元，收购这家沈阳汽车厂40的股份。
随后又通过组建合资公司、股权置换等一系列复杂操作，将持股比例增持至51，成为绝对控股方。
而且为了合理避税，他并未以个人名义持股，而是在太平洋百慕大群岛注册项目公司，通过这家离岸公司实现控股。
1992年，这家离岸公司成为首个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华夏概念股，在此之前，从未有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实现海外上市。
杨荣不仅创下了历史，更凭借“史无前例”的噱头，该公司在纽交所获得35倍超额认购，成功在海外融资七千五百万美元。
此后，他又凭借一系列精妙的资本运作，打造出多家分别在纽约、香港、上海上市的企业，外加大批非上市关联公司，商业版图迅速扩张。
说实话，抛开迥异的商业运作方式不谈，牟齐中与杨荣本质上其实是同一类人。
他们都精准抓住了国家经济转型的风口，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敏锐的商业嗅觉，牢牢把握住了时代机遇。
他们的行事手段，都充满了争议，如同在烈火中取栗、怒海里冲浪，赌性与魄力并存。
而两人的结局，也近乎殊途同归，最终都黯然落幕，成为那个特殊时代的独特注脚。
牟齐中的一生大起大落，在富豪与囚徒的身份间反复切换。
杨荣则在2002年因经济问题涉案，最终流亡海外，销声匿迹。
不过话说回来，有人精明投机，就有人踏实苦干，人群分布向来遵循正态规律。
虽然有人偏爱冒险逐利，但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传承的东方大国而言，更多的普通人，始终在埋头苦干、脚踏实地。
从1978年到1991年，我国改革开放已然走过十四个年头，国内与世界的联系愈发紧密，而最直观的标志，便是“华夏制造”一步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市场。
同样是1991年，欧共体宣布对共和国生产的小屏幕彩电征收反倾销税。
据欧共体统计数据显示，1985年欧洲从共和国进口小屏幕彩电仅五万五千台。
到1988年，这一数字暴涨数十倍，飙升至一百二十五万台。
于是为了抗衡来自华夏的彩电竞争，欧美本土厂商不得不降价30，依旧难以抵挡。
同年，共和国对美贸易顺差攀升至九十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对美贸易顺差国。
这就意味着，每年有九十亿美元的资金从美国流向华夏。
虽说我国产业层级暂时比不上日本的家电、电子等高精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