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军把笔记本合上，塞进口袋。
凌晨一点二十分。
张建军在六号车厢后部的过道里走着。
这趟车的六号车厢换了一批旅客，面孔跟上趟完全不同。第十五排坐着一个戴棉帽的老头，第十四排坐着两个打牌打到睡着的年轻工人。
鸭舌帽不在。深蓝夹克也不在。
但张建军知道，不在不代表没有人在。
他在六号和七号车厢的连接处站了三秒。
弹簧合页门关得不严，缝隙里灌进来冷风和铁轨的咣当声。连接处的灯泡是二十瓦的白炽灯，灯丝发黄，照出来的光连地面上的铁板纹路都看不清。
他的耳朵在听。
背景音：车轮碾铁轨的节奏声、远处车厢里的鼾声、通风口的低鸣。
没有杂音。
没有那种“沙沙沙”的连续摩擦声。
今晚没有。
张建军从连接处退回七号车厢，继续完成巡查。
但他的腰带上多了一样东西。
一根棉线。
白色的缝衣线，从刘桂兰塞在帆布包里的针线包上扯下来的，大约三十厘米长。他在经过六号车厢第十五排的时候，弯腰“系了一下鞋带”，同时把棉线的一端绕在座椅铁脚的螺丝钉上，另一端垂在地面上，被座椅底部的阴影遮住了。
棉线的颜色跟座椅铁脚表面的锈白色的漆几乎一样。
不蹲下来看，不会有人注意到。
但如果有人在这个位置蹲下来翻找什么东西，比如翻找一个折成三角形的烟盒，棉线会被碰动，位置会发生变化。
凌晨三点四十分。
张建军第二次经过第十五排。
棉线的位置没有变。
今晚确实没有人来过这个位置。
他直起身，继续走。
天亮了。
列车过了长沙，窗外的景色从丘陵过渡到了平原。水田里的稻茬秋收后留着半截，黄褐色的一片，远处有村庄的白墙青瓦在晨雾里若隐若现。
七号车厢中段，一个女人在哭。
不是嚎，是那种声音压在嗓子眼里、肩膀一抽一抽的哭法。
张建军走到第五排。
女人坐在靠窗的位置上，三十五六岁，黑色棉袄，头发用一根橡皮筋扎成马尾，手里抓着一个布袋子。
布袋子是用碎花布缝的，袋口有一条抽绳。抽绳是松的。袋子里面空空的。
旁边坐着一个跟她差不多年纪的女人，一边拍她的背一边说：“再翻翻包里，是不是放别的地方了？”
“不可能。我就放在这里面的。一百三十块。一分都没动过。”
她的声音碎成一节一节的，从牙缝里往外挤。
张建军在她面前站定。
“什么时候发现的？”
女人抬起头，看到他制服上的肩章，眼泪流得更凶了。
“刚才。天亮了我要拿钱买盒饭，一摸里面空了。我昨晚十一点多还看过的，那时候还在。”
“在哪个位置放的？”
“这里。”她把布袋子举起来，指了指袋底。“我把钱折成一叠，用手绢包着，塞在最底下。袋口用抽绳扎紧了，整个袋子抱在怀里睡的。”
抱在怀里。抽绳扎紧。手绢包着。
钱没了。
袋口的抽绳是松的。但抽绳上没有被拽过的痕迹，如果被人强行拉开，棉布的抽绳会在受力点留下一道折痕或者起毛的纤维。这根抽绳的表面光滑、均匀，是被人一根一根手指慢慢拨松的。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衡阳的师范学校教书。”
她的嘴唇哆嗦着，断断续续地说了下去。
“这是我一个学期攒的。我要回合肥老家，我爸生病了住院，钱不够。我跟学校预支了下个月的工资，凑了一百三……”
后面的话淹在了哭声里。
张建军蹲在她面前，右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攥了一下又松开。
一百三十块。
1985年，一个中学教师的月工资大约在四十到六十块之间。一百三十块是她两到三个月的全部收入，不吃不喝不花一分钱攒下来的。
然后被人在凌晨的火车上，用涂着凡士林的手指，从她怀里的布袋子里取走了。
他站起来。
“你的钱，我记下来了。”
女教师哭得说不出话，只能点头。
消息在二十分钟内传遍了半列车厢。
这一次没有恐慌性的骚乱。上趟车苏小曼广播的馀威还在，旅客们紧张但没有失控，只是一个个缩着身子抱紧了自己的行李，眼神象受惊的兔子一样在过道里乱转。
值班室里，刘大志坐在桌后面。
搪瓷缸子在手里端着，但没喝。
茶水的温度刚好，冒着恰到好处的热气，但他的视线穿过那层热气落在了对面的墙上，半天没挪开。
“又是六号七号。”他说。
“是。”
“又是半夜。”
“是。”
刘大志把搪瓷缸子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