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
刘大志的眉毛抬了半分。
“我爸以前在车上也碰到过旅客犯病的，回家跟我妈念叨，我妈就买了速效救心丸让他随身带着。后来我妈也让我带上了，说铁路上什么事都可能碰到。”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就象在说一件无聊的家常事。
刘大志的目光在他脸上转了两圈，嘴角慢慢松下来。
“你妈倒是想得周到。”
“家属嘛，瞎操心。”
话头被一瓶速效救心丸和一个操心的妈堵住了。刘大志没再追。他端起搪瓷缸子喝茶，腮帮子鼓着，目光转回到了窗外。
但张建军知道，这个问题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
刘大志是干了二十年的老乘警，不是传达室看门的老何头。他的嗅觉不会因为一句“我爸教的”就彻底钝掉。
充其量是暂时收起了疑问，像把一根鱼刺吐到盘子边上，没扔。下次吃鱼的时候还会想起来。
以后需要更加注意“表演”的分寸。
前世四十年的人生经验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是降维打击，用过了头就是破绽百出。一个十八岁的铁路公安新兵，可以反应快，可以胆子大，但不能什么都会，什么都见过。
得学会在该笨的地方笨一下。
列车驶出广州站四十分钟后，天色从下午的明亮开始往黄昏的方向走。
窗外的景色从城市边缘的工厂区过渡到了郊区的农田和鱼塘，水面上反射的光被夕阳染成了铜色。
张建军在值班室里坐了十分钟，翻开笔记本，在“k117，15号软卧”那行字的下面，画了一条细线。
线的下方，他写了一行新字。
“返程观察重点：硕鼠帮人员是否跟车。”
合上笔记本。揣进口袋。站起来，拿上警棍，出门巡查。
从一号车厢开始，逐节往后走。
一号，二号，三号。硬座车厢的旅客比去程还多，过道里蹲满了没座位的人，蛇皮袋、编织袋、纸箱子在脚边堆成了矮墙，张建军每走一步都得侧着身子从行李和人腿之间挤过去。
四号，五号。
走到六号车厢的时候，张建军的脚步照例放慢了半拍。
第十五排，靠过道。
有人坐着。
不是鸭舌帽。是一个穿碎花布衫的中年女人，四十五六岁的模样，头发扎成一根粗辫子搭在肩上，旁边放着一个蛇皮袋子，袋口扎着麻绳，鼓鼓囊囊的。
看穿着打扮象是在某个中间站上来的，应该是去程在武昌或者长沙上车的旅客下了之后空出来的位置。
张建军从她身边走过去，脚步均匀，目光没有在她身上多停。
但他的视线在经过的那半秒里扫了一眼她脚下的地面。
地面的接缝处，靠近座椅铁脚的位置，有一小团被踩扁的烟蒂。
不是被碾碎的，是被鞋底整个压扁的，烟纸和烟丝还保持着基本的型状，只是扁了。卷烟纸的颜色发黄，滤嘴处有一圈明显的焦痕。
大前门。
前天晚上，鸭舌帽在六号车厢和七号车厢的连接处抽烟。那支烟的红点在门缝两厘米的缝隙里一明一灭，张建军当时隔着门缝闻到了烟草味，大前门的烟丝有一种特别的、微甜的焦香，跟红塔山的辛辣和牡丹的清淡完全不同。
列车上的小卖部不卖大前门。
小卖部的烟草品种张建军在第一趟车就摸清了，红塔山、前进、飞马、恒大，四种。没有大前门。
碎花布衫的女人不抽烟。她的手指甲干净，指尖没有烟渍，嘴唇周围没有那种长期吸烟形成的细纹。
这个烟蒂是上一个人留下的。
鸭舌帽去程坐的是六号车厢第十五排。返程这个位置换了人，但烟蒂还在。列车在广州站做终到清扫的时候，清洁力度有多敷衍，从这个烟蒂的存在就能看出来。
一个烟蒂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但它确认了一件事：鸭舌帽在这个座位上待了足够长的时间，长到他能在车厢内的某个角落点烟、抽完、然后把烟蒂带回座位，踩灭在脚底下。
这个人在六号车厢后部创建了自己的“据点”。
这不是随机选择。
六号车厢的后部，紧挨着六号和七号的连接处。连接处是车厢里视觉死角最大的局域，两节车厢之间的铁板信道，灯光最暗，噪音最大，巡查时最容易一跨而过。
踩点的第一个落脚单击在内核活动局域的入口处。
教科书级别的预备作业。
张建军走完六号，走进七号。七号车厢的情况跟去程差不多，满员，空气粘稠，鼾声和方便面的味道此起彼伏。
走到第八排的时候，他没有蹲下去看。不需要了。去程终到清扫时那个编织袋就没人收走，返程上客之后这个位置换了新旅客，座位底下挤着一只旧皮箱和两个塑料桶，编织袋不知道被挤到哪里去了，也可能被清洁工当垃圾收走了。
物证没了，但信息已经在笔记本里了。
继续往后走。八号，九号，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