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军没解释。
他在连接处被三面围堵的时候，馀光扫到过一个细节，第一节车厢第九排靠窗的座椅靠背上，挂着一件灰色的夹克。
那件夹克看起来象是随手搭上去的，但领口朝外，左翻领上别着一枚极小的金属扣子。
那不是普通的纽扣。
那种金属扣子的表面有一层磨砂处理，边缘做了倒角，中间没有穿线的孔，而是一个凸起的小圆点。
1985年的技术水平，不可能有微型摄象头，但固定式的广角反光观察镜已经在公安系统里小范围试用了。
孙长河在车厢里安排了观察点。
从头到尾，马超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在看。
不是张建军的猜测，是他确定的事实。
孙长河这个人，不象是会让考核出现盲区的人。
所以他才敢在连接处玩那一出。知道有人在看，就意味着他不需要自己去揭穿马超。有人会替他做这件事，而且做得比他更彻底。
让考核组亲眼看到，是定罪。
两者的分量，天差地别。
午饭吃完，所有新人被通知两点整到操场集合，等待最终成绩公布。
张建军回宿舍眯了二十分钟。
前世的教训之一，能控制的事情抓紧干，控制不了的事情别去想。
工地上的活干完了，工钱能不能拿到，不是你干得好不好的问题，是包工头良心有没有的问题。
你把自己的活干到无可挑剔，剩下的，交给老天爷。
两点差十分，张建军从宿舍出来。
操场上已经站满了人。
三十七个新人，原本四十个，试训期间走了三个，一个体检不过关，一个家里出事主动退出，一个体能训练时伤了膝盖，整整齐齐站成四排，面朝操场北侧的临时主席台。
主席台不大，两张办公桌拼在一起，上面铺了一块红布，红布的边角被风吹得一翘一翘的。
桌上放着一个搪瓷茶缸，一个话筒，一叠纸。
台上站着三个人。
孙长河在最左边，双手背在身后，下巴微微抬着，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脸，表情冷硬如铁。
中间是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身材挺拔，两鬓霜白，铁路警服穿得一丝不苟，肩章上的标志在阳光下闪着钝光。
周德明。
张建军不认识这个人，但他认识那枚肩章。
临淮铁路公安处副处长。
前世，他见过太多这种级别的领导。
每一个都是笑面虎，面上和蔼，手里的刀子比谁都利。
能在八十年代的铁路公安系统里坐到副处长的位置，这个人要么有过硬的业务能力，要么有过硬的关系，要么两样都有。
周德明右边站着的是刘志刚。
刘志刚手里捧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表情比平时严肃得多，嘴唇抿成一条线。
操场上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煤渣跑道时卷起的细碎沙响。
张建军站在第二排靠左的位置，目光平平地落在主席台上，呼吸匀称，脊背挺直。
赵大勇站在他旁边，喉结上下滚动，大气不敢出。
周德明端起搪瓷杯，喝了口水，拿起话筒。
话筒是接在一个铁皮喇叭上的那种老式扩音设备，声音出来带着电流的嗡嗡声，但在空旷的操场上载得很远。
“同志们。”
每个字的咬合都很重，象一枚一枚钉子敲进木板。
“三个月的试训，到今天，结束了。”
操场上没人动。连呼吸都变轻了。
“在公布成绩之前，我要先说一件事。”
周德明的目光从台下扫过去，速度很慢，象一盏探照灯，照到谁，谁就觉得后背发凉。
“今天上午的实战仿真考核中，三号组出现了严重违纪行为。”
操场上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随即被自己捂住了嘴。
“学员马超、学员陈刚，在考核过程中，蓄意破坏通信设备、串通考核配合方、恶意陷害同组队员。”
周德明的声音在“恶意陷害”四个字上加重了一倍的力道。
“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考核纪律，更违反了公安人员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他停顿了两秒。
这两秒比任何训话都重。
“经公安处党委研究决定，取消马超、陈刚二人全部试训成绩，即日起开除出试训队，不再录用。”
最后四个字，落在操场上，像四块铁砣子砸在水泥地上。
这四个字在1985年的铁路系统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扇门永远关上了。
铁路公安处的大门，再也不会为马超和陈刚打开。
在这个年代，一个“开除”的处分能跟着一个人一辈子。
不管你去哪个单位，不管你托什么关系，文档里的那几行字象一块烧红的烙铁，盖在你的履历上，走到哪儿都能被人翻出来。
操场南侧的角落里，两个穿制服的警员押着马超和陈刚站着。
马超他的嘴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