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令科比依旧沿用。
地方混乱难治。
而懂法的官吏却严重不足！
那就只能任用荆州本土士人。
这就导致现在的荆州汉律、汉科、吴科一时并用。
费祎甚至提出要大赦天下。
这样一来，既能示新复之地以天子恩典，所有积压下来的冤案旧案也能全部出清。
官府轻装上阵，就能让荆州的官吏慢慢熟悉荆科。各郡县太守、令长也能稍微得闲，着手去处置恢复民生等更紧要的事务。
刘禅直接给否了。
积案如山，律令如海，荆州新附，人心未定，若他大赦天下，当然能收一时之效。
可大赦这种事情，不过是以小惠收买人心，非但不能治国，反而会让奸恶之徒心存侥幸，大赦一次便伤一次国本根基。
除非衰弊穷极，万不得已，才可权宜行之。
否则今日荆州积案多便赦荆州，明日关中积案多便赦关中，后日益州又积案，官吏皆劳形于案牍，便又大赦益州。
长此以往，法将不法，民不见畏，奉公守法之民却要与奸恶之徒同沐所谓天恩，这是哪门子道理？
刘禅最后又搬出先帝之言：‘若刘景升、刘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费祎听得局促难安，最后唯有连连谢罪而已。
不能大赦，问题却总要解决。
律令繁冗，非一日之积，自然也非一日可解，荆州只能暂用荆科，治标不能治本。
而且要大量起用荆州本土士人。
但国家法度已经丧失了内在的一致性，靠什么培养、选拔律法官吏就成了最大的问题o
更要命的问题在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对执法官吏进行考核。
那就只能考验地方官的良心了。
可良心又如何能够经得起考验？
刘禅并不指望地方官能出几个包青天，因为一旦律法层面有大量漏洞可钻，那么不去钻空子的官吏恐怕连两成都不到。
他这才起了要着律立法之念。
按照原本的历史进程，曹睿会在去年的十月下令激活修律工作，彻底推翻《汉律》，在律令、立法层面彻底切断与两汉的联系，巩固曹魏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而如今获得阶段性胜利的，不是曹魏而是大汉。曹魏焦头烂额，曹睿根本没有时间与心力消耗在着律立法上面。
那么这为天下立法着律一事，就只能由刘禅牵头领先了。毕竟哪个人能禁得住流芳千古的诱惑？刘禅当然也不例外，武功既彰，文治总也要跟上的吧？
问题越难，功绩越大！
刘禅面对的问题，是连李世民、朱元璋都不曾面对的问题，因为那时华夏律法已经有了一个十分完善的框架，循旧制缝缝补补即可。而刘禅现在要做的是彻底推翻旧制，重构一个可垂范后世的新框架。
那部由曹睿牵头、陈群、刘邵主导编篡的《魏律》，对后世着律立法影响颇深。
其非但对两汉律法进行了体系化的重构，还开启了律法儒家化的制度先河，把儒家主张的孝悌纲常融入到了刑律当中。
某种程度上，它革除了两汉法制的积弊沉疴。后世说它是华夏第一部统一的基本法典，赞他为后世各朝各代着律立法开创了范式。
但这不是刘禅想要的《汉律》。
既因为《魏律》依旧不够健全。
也因为《魏律》首开八议之制，堂而皇之地在国家律法之上又开了一道后门：
亲贵触法，法外开恩。
门阀犯禁，禁内开门。
没办法，曹操起家靠的是汝颍士族与谯沛武人，曹丕篡汉更以九品中正制换取世族拥戴。
到了曹睿这里，士族、贵戚的根基已然深植于魏室，那么法律就不可能不向他们倾斜o
大汉的蜀科、汉科由丞相主导，即使到了现在，走的依旧是‘乱世当用重典’的路子。
刘焉、刘璋父子治蜀三十馀年，施政宽柔，法令废弛，蜀中豪强专权自恣，欺凌小民，以致‘思为乱者十户而八’。
法正曾劝丞相效仿高祖皇帝约法三章，以宽政收拢人心。
丞相却反对：
秦地之所以能用约法三章收心，是因为暴秦苛法在前，解其倒悬便是恩德。蜀地却恰恰相反，病根在于法令不行、威刑不肃，若再行宽政，无异于抱薪救火。
于是汉科从严，从重，从猛。
八务、七戒、六恐、五惧——法行则知恩，威立则知惧。
曹魏那边总爱说：
‘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
‘大魏反其道而行，弘以大纲，则百姓自然安乐。’
不得不说，这也是另外一种‘每与刘反，事乃成耳’了。
但曹魏曾拥九州之地，居天下之中，以大国之重行如此妥协之事。
而大汉不过区区益州之地，却依旧以法网束下，不知算不算先帝与丞相群臣之间又一种理想与浪漫了。
毕竟曹魏宽纵之法，对于‘一统天下’这事来说，确有其利在，只是未免有几分‘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之感。
也难怪曹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