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利益从哪里来？
从天下一个个人一亩亩地中来。
但中央与基层隔了太多层壁障。
所以自秦国变法以来，清醒的掌权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自己到底该依靠谁来统治地方。
起初是王与贵族共治，王权被大贵族严重掣肘，来自地方的利益被大贵族大量截留，于是秦用士大夫，开启了郡县制，使得秦国中央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为后面的始皇帝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至始皇帝一统天下，中央权力一时无两，然六国势力仍未消亡，于是天下逐鹿，刘邦一统天下后，再与诸候王共天下。
吕后与文景二帝用了六十年时间削弱剪除了诸候王，士大夫与豪强掌控了国家的治理层。
在士大夫与豪强成为国家治理层的这一段时间里，汉武帝获得了高度集中的中央皇权，执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他的政令得以实施，他想做的事情，没人能够阻拦。
于是天量的资源被集中，卫霍双壁出现，大汉此后开疆拓土，遁逃匈奴，饮马瀚海，勒石燕然，汉武帝达成了千古一帝的军事成就。
而汉武帝高度集中的中央皇权究竟从何处来？
丛尚未变成门阀的豪强士族那里短暂攫取而来。
彼时，诸候王等旧时代权贵，被刘邦、吕后与文景二帝削弱剪除，而门阀这一可以与皇权掰腕的权贵在武帝时尚未成型。
尚为小士族大豪强的权贵，实力还不足以型肘中央皇权，于是武帝时期的中央皇权才空前强大，种种政令才得以顺利执行。
但彼时生产力太过落后，最适合作为王朝税基的中小地主和自耕农阶级还不成熟，这种高度集权的情势注定无法持续。
当豪强大家进化为士族、世家，中小地主与自耕农的力量仍然弱小，国家无法将手伸到基层，那么高度集中的中央便慢慢消失。
但仅仅是诸候王消失，世家门阀尚未形成这一短暂的权力真空，带来的短暂的中央集权，就使得汉武帝成功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改革。
又一百馀年，社会矛盾激化，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加大，王莽篡夺皇权后试图通过恢复井田制，限制土地私有，实行国家专卖等措施缓解社会矛盾。
结果因为太过不切实际，导致秩序更加紊乱，民生更加困苦，最终引发天下大乱，群雄逐鹿。
光武皇帝借豪强之力夺得天下，继承了前汉两百年积，但天下大乱后的人口减少及势力重新洗牌，总归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矛盾。
又一百馀年，豪族通过财富与知识的积累成为了学阀，学阀成为了新的大士族阶级，而土地兼并的社会矛盾再次积累到了顶点。
天下再次大乱，又出现了一次重新洗牌重新创建新秩序的机会。
但曹魏篡汉使得中央权力主动向世族妥协，司马篡魏，中央权力又再一次向世族妥协。
整个魏晋时期，世族通过九品中正制，彻底拢断豪族成为士族的上升信道，门阀出现。
皇权空前虚弱。
王与马共天下。
刘禅从这数百近千年间，中央实力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的反复变迁中学到的教训是什么？
—生产力不足的时候，中小地主与自耕农还不足以产生大量的知识分子拱卫皇权的时候，‘豪强—士族—世族’的这一发展进程必然存在。
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可以掣肘皇权的大世族的形成，如何打造大量的小士族来拱卫皇权，就成了创建新秩序的关键。
刘禅想要创建何种新秩序？
一就是中央可以再次把手伸进基层的秩序，就是中央可以获知地方土地、人口帐目的新秩序。
北方的曹魏，内部已经被盘根错节的大小世族、士族盘踞，皇权想要把手伸到地方根本就是痴心妄想，不符合大世族大官僚利益的政令，根本出不了洛阳。
而南方的刘禅，却有着得天独厚的环境。
首先就是南方几乎没有大世族。
其次就是大汉内部暂时没有大世族形成的势力掣肘中央，在丞相的带领下，所有占据了上层生态位的官僚几乎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大家都铆足了劲想做大蛋糕，而不是在存量上进行负和博弈的内耗。
只要是能够把蛋糕做大的政令，基本都会得到贯彻与落实，至少也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尝试。
别的不说，蜀中为了抑制豪强，朝廷自己组织大量胥吏征税、维持基层秩序。
是以蜀中虽百万之口，而吏却有六七万之数，比例为天下之最。
地方胥吏太多，耗费必然巨大。
但这也确确实实抑制了豪强，使得政令能够通达，资源能够集中，不然以蜀中区区百万之口，又怎能在夷陵败后几年间养出十万大军？
刘禅不是不知道‘户调制、均田制、三长制’这一整套大大增强中央力量、集中资源的组合拳。
但一套制度，实在没法直接在蜀中落地。
因为制度已定，惯性已成，蜀中已经没有了改革的土壤，一旦贸然改革，就极可能遭到各郡县地方既有利益团体的反抗。
蜀中极可能产生内乱。
须晓得，如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