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虞和璇正在首都机场的一家餐厅里，吃着六十八元一份的牛肉面。
一九九二年，首都机场那碗标价六十八元的牛肉面，在今天看来或许平常，但在当时却是一道令人屏息的“时代奇观”。它不仅仅是一碗面，更是一个刚刚开始拥抱市场经济的社会，在特定场景下投射出的震撼符号。
那年，全国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约为二百二十六元。这碗面的价格，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近三分之一的月薪，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半个月的工资。而在北京市区的街头面馆，一碗带肉的汤面不过一两元钱。这六十八元，足以买近百斤大米，或是十几斤猪肉。因此，它绝非面向普通旅客的餐食，而是一道横亘在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之外的“天堑”。
虞和璇不知道，她的这个消费若在报纸上公开，对于绝大多数偶然瞥见这个价格的国人而言，带来的会是一种混合着震惊、不解乃至愤慨的剧烈冲击。它赤裸裸地宣告：商品的价格可以不再仅由其成本决定，更由其所在的地点、所面向的人群以及所代表的符号价值决定。这是一堂令人印象深刻的市场经济启蒙课，尽管方式有些残酷。
机场，尤其是首都机场，在当时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现代化枢纽，是权威与先进的象征。在这里，市场经济逻辑被浓缩和放大，形成了独特的“机场物价体系”。这碗面是空间特权与商业垄断结合的产物。
即便以当年的高标准看，六十八元也高得离谱。因此，食客对品质必然抱有极高的期待，而旁观者则难免怀疑其是否“物有所值”。这碗面的实际味道，在巨大的价格标签下反而成了次要；它成功与否，可能更多在于是否“配得上”那份仪式感和身份认同。
若是在一年前，甚或是春节前，莫说在首都机场，便是在任何地方，虞和璇也绝对舍不得消费六十八元吃一碗牛肉面。她的胆气，来自谭笑七给她的那笔巨款。即便那钱存在国外银行，但自从她“功成”之后，她的小皮包里就再没缺过钱，手头最少时也总有两万块的现钞——嗯，永远比她哥哥虞大侠口袋里的备用金多得多。因此，消费这六十八元一碗的牛肉面，在虞和璇看来，不过是“湿湿碎”（广东话，小意思）。
正是从这碗六十八元的牛肉面开始，虞和璇彻底摆脱了过去那个“柴禾妞”的心态，将自己彻底融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她先成了谭家大院的主管，继而成为智恒通公司里仅次于邬总的第二号人物。但在她自己心里，她永远是“双儿”，是谭总身边那个机灵忠心的小丫头。无论外在如何变化、如何成熟，虞和璇心底始终抱持着一颗感恩之心。
她觉得，如果没有谭笑七，就绝不会有后来这个敢吃六十八元一碗牛肉面的虞和璇。
在邬总看来，去病房给谭妈下药的不二人选，本是虞和璇。毕竟昨天是她扶起了险些晕倒的谭妈，还跟着去了医院。可邬总昨天已为虞和璇订了今日返回海市的机票，因此在人选上不免有些犯难。孙农看出了邬总的心思，主动毛遂自荐：“我去就行了。更何况，从手速和心态上比，我比和璇更适合做这件事。”
同仁医院的病房里，谭妈正懊丧昨日怎么就没拿捏住虞和璇那个小丫头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许久未见的孙农，穿着一件剪裁精良、看起来颇为高档的米色风衣，微笑着站在病房门口，手里还提着一个精美的西洋参礼盒。她的出现，仿佛一瞬间拉高了整间病房的格调。
“孙农？你这丫头，怎么这么不禁念叨！”谭妈有些动情，“我昨天还想起你呢。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也不说来看看我这个可怜的老太婆。”说起来，孙农小时候很得谭妈喜爱，只是后来谭妈疏远了谭笑七，无形中也便疏远了与孙农的往来。
“阿姨，您也知道，我后来进了特殊战线，纪律性强，没什么能自主支配的时间。”孙农边说着，边自然地走到床边，将礼盒放在床头柜上，轻轻打开，“这是我特意从国外带回来的西洋参口服液，品质很好。它能缓解疲劳、增强免疫力，对心血管也有益处。您按时服用，喝完了我再给您带。”
谭妈看着包装精美、瓶身透亮的礼盒，心里涌起一阵满足。然而，一丝疑惑悄然浮上心头：“丫头，你是怎么知道我住院的？”她原猜想是小七告诉她的，若真如此，那便意味着谭笑七心里多少还存着些母子情分。倘若真是那样，倒好了。谭妈深知，如果真的揭发出小七和堂姐之间那档子事，必定会彻底得罪谭二叔。不到万不得已，她绝不想走到那一步。
孙农脸上保持着温和的笑意，目光却似不经意地扫过病房内的情形：病房很安静，三人病房里只有谭妈一个病人，她不知道谭爸回家给老太太取东西去了。
点滴架立在床侧，透明的药液正顺着软管一滴滴落下。她心里飞快地盘算着，该如何将邬总交给她的那支无色无味的小药瓶里的液体，混入谭妈正输注的点滴液之中。时机必须精准，动作必须迅捷且不着痕迹。
“我刚才去崇文区法院帮我爸爸报销时听到熟悉的法官提起的，你没忘我爸爸也是法院的吧。”孙农给出了一个半真半假、不易追查的回答，语气自然，“我一听就着急了，赶紧问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