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十九，鲁西南。
风像刀子一样从黄河故道的方向刮过来，刮过光秃秃的杨树梢，刮过结了白霜的麦秸垛，刮得村里每一扇木门都在吱吱嘎嘎地响。
老李骑着他那辆大金鹿自行车，从曹县县城出来，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往魏湾镇方向走。自行车后座上捆着两捆榆树皮，用麻绳勒得死死的，树皮的缝隙里插着一根擀面杖粗的榆木棍子——那是他防身的家伙。
大金鹿是青岛产的，黑色的车架，大链盒，倒轮闸，骑起来嘎嘎作响。这辆车跟了老李八年，车把上的黑漆磨得发白，座子上的皮子裂了好几道口子，用麻绳缠着。后座两边各挂着一个帆布褡裢，左边装着磨得锃亮的榆皮刀子、几根麻绳、一块磨刀石，右边装着几块干粮、一个军用水壶、一卷牛皮纸包着的盐。
老李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旧棉袄，袖口磨出了棉絮，腰里扎着一根麻绳。头上戴着一顶狗皮帽子，帽檐上结着一层白霜。脸上的皮肤粗糙得象榆树皮，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一双眼睛却不浑浊，亮得象是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
五十二岁的人了，腰板还是直的。
他骑得不快，土路被冻得硬邦邦的，车轮碾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路两边是连片的麦地，麦苗被霜打得灰绿灰绿的，贴着地皮。远处有一个村子，黑压压的树梢上面飘着几缕炊烟。
老李看了一眼天色，太阳已经偏西了，腊月的天短，不到五点就得黑透。他得在天黑之前找到一户人家落脚。
收榆树皮这行当，说好听点叫“收购”，说难听点就是走街串巷的“收破烂的”。榆树皮晒干了磨成面，掺在木粉里做卫生香、蚊香。这活儿又脏又累，没人愿意干。但老李干了大半辈子。
他干这行有个规矩——不收钱，只吃饭。
主家管他一顿饭，他帮主家把院子里、墙根下的榆树皮收走，给的价钱比别的小贩高一成。要是主家不要钱，想换东西，他就从褡裢里掏出几包香——自己做的，用好榆皮面掺的老檀木粉，点的烟是直的，不散。
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老李吃饭的时候爱“讲古”。他走南闯北，肚子里装着几百个故事。主家一管饭，他就边吃边讲，讲得活灵活现，比收音机里的评书还带劲。主家听得入了迷，饭都忘了吃。
有人说老李是“说书的嘴，要饭的腿”。
老李听了只是笑笑，不解释。
快到村口的时候，老李下了车，推着走。他习惯在进村之前先看看——看村口的树，看路边的石头，看房子的朝向。
这个村子不大，七八十户人家，土墙灰瓦，错错落落地蹲在黄河故道的大堤南边。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冠象一把大伞，树干得两个人才能合抱过来。树上系着几根红布条，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老李停落车，盯着那几根红布条看了一会儿。
红布条系在朝西的枝桠上，不是朝东。
他心里咯噔了一下。
一般的红布条是辟邪的，系在朝东的枝桠上，迎太阳。朝西的枝桠——那是给“那边”的人指路的。
老李没说什么，推着车进了村。
村里很安静，狗都没叫。腊月十九，庄户人家都在忙年——扫屋、蒸馍、炸丸子、煮肉。但老李闻到的不是肉香，而是一股子烧纸的味道，混在炊烟里，呛得人嗓子发紧。
他正想找个人问问，迎面走过来一个老头，佝偻着腰，手里提着一捆干树枝。
“老乡，借问一声。”老李停落车，“咱这村叫啥名？”
老头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车上的榆树皮，说：“收榆皮的？”
“对。”老李从兜里掏出一支烟递过去，“收榆皮的，路过贵村，想找户人家歇歇脚。”
老头接过烟，别在耳朵上，没点。他往老李跟前凑了凑，压低声音说：“你来得不巧，今儿个别找人家了，赶紧走吧。”
老李问：“咋了？”
老头左右看了看，象是在怕什么东西听见，声音压得更低了：“我们村……灶王爷咧嘴了。”
说完这句话，老头象是犯了什么忌讳似的，提着干树枝快步走了，佝偻的腰背在暮色里一晃一晃的，很快就消失在一条胡同里。
老李站在村口，把“灶王爷咧嘴”这四个字在嘴里嚼了一遍。
他收榆树皮收了二十年，听过不少怪事。灶王爷咧嘴，这还是头一回。
灶王爷，山东人叫“灶神”，也叫“灶君”，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盯着每家每户的“眼线”。腊月二十三，灶王爷要上天汇报这一家人的善恶。所以家家户户腊月二十三祭灶，供糖瓜，意思是把灶王爷的嘴糊上，让他“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但“灶王爷咧嘴”，老李还真没听说过。
他尤豫了一下，没有听那老头的话，而是推着车继续往村里走。
村里有一条东西向的主街，街两边是各家各户的院门。老李走到街中间的时候，看见一户人家门口站着一个人。
那人四十来岁，黑红脸膛，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正站在门口抽烟。他看见老李和那辆大金鹿，愣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