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某年，深秋，南京。
南京城浸润在一场延绵半月有余的阴雨之后难得的干爽里。
空气里有桂花的香甜，混著街市深处飘来的、各家各户准备越冬腌菜的盐卤气。这是个适合在檐下打盹、就著一壶老君眉翻闲书的午后。
徐承业生前的最后一餐是陆记的烧鹅。
铺子不大，统共五张榆木桌子，桌面被岁月和油渍浸得发黑发亮。
掌柜的是个眉毛稀疏的老头，据说他祖父在永乐年间就开始卖烧鹅，用的还是当年从宫里御膳房退下来的老卤方子。虽然真伪已不可考，但滋味确是南京一绝。
鹅皮烤得焦黄油亮，脆皮下脂肪融成透明的膏，蘸着梅子酱，入口先是酸，接着是禽类特有的腥鲜，最后是罪恶感的回甘。
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像在咀嚼自己不堪的宿命。
“鹅肉发毒，疥疮者禁食。” 这已是第三个郎中对他这般警告。他胸前那片浸淫疮从去岁秋起便盘踞不去，近日更溃烂流黄水，散发著腐败的腥味。郎中说，再不住口，毒气攻心，药石罔效。
可他忍不住。
非是口腹之欲难抑，而是胸中那股郁气像南京梅雨季的闷湿，黏在五脏六腑上，非得借这口油腥狠辣，才堪堪能压下去片刻。
他是南京工部营缮清吏司郎中，正五品。在陪都任职，于大多数官吏而言已是清闲美差。远离京师党争，守着六朝金粉地，俸禄不少，考课不严。
可对徐承业来说，这官职是口活棺材。
祖宗的债，压在他脊梁上。
永乐元年或者说可笑的洪武三十五年，是他徐家命运的转折点。
他的高祖徐锟，时任南京金川门的指挥佥事，正四品武官。
那个改变一切的夏日，建文朝大势已去，在守将李景隆与谷王朱橞的号令下，金川门缓缓洞开。
据说，他那位高祖徐锟，是亲手转动绞盘，升起千斤闸的人之一。随后，燕军铁骑如潮水般涌入，直扑皇城。
再后来，便是皇宫冲天的火光，建文帝不知所踪，一个时代在烈焰与血泊中戛然而止，史书翻开了名为永乐的新篇章。
起初，徐锟或许真以为这是识时务的从龙之功。永乐帝登基后，他确实得了封赏，授世袭千户，赐银帛。
可很快，滋味便不对了。
新朝的文武同僚，看他们这些迎附之臣的眼神，总带着三分不易察觉的审视，和七分毫不掩饰的鄙薄。
“贰臣”这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所有在金川门放下武器或打开城门的人脸上、心里，也烫进了他们子孙后代的族谱中。
永乐十九年，天子迁都北京。南京留下全套的留守衙门，美其名曰陪都，实则是安置那些不宜、不愿或不能北上官员的体面冷宫。徐家，便在此列。
一代代下来，世袭的千户职衔早因各种小过被削去，到他父亲那辈，已彻底转为文职。传到他徐承业手里，就只剩这工部营缮清吏司郎中的位置，掌管着南京皇城、宫观、坛庙的修缮事宜。
修补那些永远等不来主人临幸的殿宇宫门，一如修补他那祖传的、似乎永难愈合的愧耻与空洞。
今日案头的工作日志，摊开在晨光里：
“金川门瓮城东侧墙体震后开裂，需加固。奉天殿西暖阁鸱吻松动，恐坠，宜检换。”
偏偏是这两处。
金川门，祖宗屈膝之地。奉天殿，建文帝龙椅所在。
他闭了闭眼，骨子里那点徐家祖传的、近乎自虐的“尽职”却又冒了头。即便是个摆设，戏也要演全套。
“备马。”他哑著嗓子吩咐书吏。
秋阳下的金川门，依旧巍峨。
城门楼高三丈，砖石苍黑，浸著百余年的血与火气。护城河水青碧，岸柳垂黄，本是一幅好景致。可徐承业立在马前，只觉得胸口那片疮痂在官袍下隐隐发烫，像一块烙铁嵌在皮肉里。
工匠们正在瓮城处忙碌。震后修葺是常事，南京地处长江断裂带，小震频繁。几个夯工喊着号子用石杵夯实基土，瓦匠搭著竹架修补垛口裂缝。
一切如常。
徐承业正待转身，眼角余光却瞥见城墙某处一块青砖，似乎动了一下。
不是脱落，是向内缩了半分？
他猛转头，死死盯住那块砖。砖面平整，苔痕斑驳，毫无异状。是连日失眠眼花了罢？他自嘲地摇头。
就在视线移开的刹那
“嗤。”
一声极轻的、清晰的嗤笑声，从那砖的位置传来。
徐承业浑身汗毛倒竖。
他攥紧手中的马鞭，官威混着惊怒冲上头顶：“何人放肆？！出来！”
无人应答。只有秋风穿过门洞的声响。
他几步跨到城墙根，仰头瞪着那块砖。
青砖冰冷沉默，与周遭千万块并无二致。莫非真有宵小藏身墙隙戏弄上官？他怒极，抬手将掌心贴上砖面
就在肌肤触及砖石的瞬间。
他官服内，胸口正中央，那片腐烂的疮痂骤然“活”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