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关於省属国企战略性回归。这个设想初衷是好的，但需要慎重评估。我省不少省属国企的总部或主要生產基地设在各地市，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和税收来源。”
“如果大规模迁往星城，可能会对相关地市的经济运行、就业稳定造成较大衝击，甚至引发地方保护主义的反弹。这涉及到区域利益再分配，需要通盘考虑，稳妥推进。”
“其次，”他继续道，“是关於星城城市改造更新和打造湘江cbd。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大量拆迁安置。”
“老建筑承载著城市记忆，简单地推倒重建，可能会破坏城市文脉，同时引发群眾情感上的牴触。”
“而且，建设高標准的cbd，需要巨额投资。以星城目前的经济体量和商务需求，是否真能支撑起这样一个庞大的中央商务区？”
“会不会造成资源閒置、投资浪费？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科学论证。”
杨文涛最后总结道：“所以，我的意见是，战略方向我完全赞成，但具体实施路径上，特別是这几项敏感度高、投资大的举措，建议再斟酌、再细化、再论证。
“要算好经济帐、社会帐、长远帐，確保稳妥可控。我就说这些，仅供参考。”
杨文涛提出的问题確实存在，也代表了一部分可能存在的疑虑。
会场气氛略显凝重，几位常委若有所思。
杨文涛说完，从容地合上笔记本，面带微笑，仿佛只是提出了几个“建设性意见”。
李东海眉头微微皱起，郑献文也抿了抿嘴唇。
会议上让人说话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杨文涛既然提出了具体问题，作为会议主持人，必须给予回应。
李东海略一沉吟，目光投向匯报席上的王成功。
“成功同志，”李东海的声音平稳而有力，“杨省长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很具体，也很有代表性。你是方案的主要起草者，对情况最熟悉。”
“你来解释一下，针对杨省长关心的国企迁移影响、城市更新矛盾、cbd必要性这三个问题，你们的初步考虑是什么？”
全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王成功身上。
这不再是简单的匯报，而是现场答辩，是对方案深度和起草者能力的直接考验。
杨文涛则好整以暇地靠在椅背上，准备听听这个年轻人如何应对。
王成功站起身，先向李东海、郑献文和各位常委微微欠身，然后面向杨文涛回答道：
“谢谢李书记。杨省长提出的问题非常中肯，切中要害，也是我们在起草方案过程中反覆思考力求妥善解决的重点。下面我简要匯报一下我们的初步考虑。” 王成功语速平稳，显然对这些问题早有准备：
“关於省属国企回归可能对地市造成衝击的问题，我们的基本思路是全省一盘棋，利益共享。”
他打开ppt，调出一张图表：“我们初步摸排，符合回归条件的省属国企约28家，其总部或核心研发、营销功能迁至星城后，確实会直接增加星城的gdp和税收。但我们设计了两道平衡阀。”
“第一，税收分享机制。”王成功指向图表：
“我们建议，由省財政厅牵头研究制定专项政策，这些企业迁至星城后產生的税收增量，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方式，定向反哺企业原所在地市，用於支持当地產业转型升级、弥补財力缺口，確保地方利益不受损。”
“第二，產业协同机制。”他继续道，“鼓励迁移后的国企，將部分生產环节、配套產业、甚至是研发外包项目，优先布局在原所在地市或省內其他合適地区。”
“形成总部在星城、基地在全省的协同发展格局。这样，各地市不仅能分享税收，还能承接更高质量的產业溢出。”
王成功看向杨文涛：“杨省长，我们认为，国企回归的核心目的，不是简单的地域搬迁，而是通过集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整体竞爭力。”
“在这个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省会做强与地方受益的共贏，而不是零和博弈。”
杨文涛不动声色，未置可否。
王成功接著回答第二个问题：“关於城市更新可能破坏文脉和引发矛盾的问题。我们坚持的原则是保护优先、有机更新、民生为本。”
“对於確有歷史价值的老建筑、老街区，绝对不允许一拆了之，而是要採取修缮、改造、活化利用的方式，让其融入现代城市功能。方案中明確，所有更新项目立项前必须经过文化遗產部门评估。”
“至於拆迁安置矛盾，”王成功的目光扫过在场常委，“这確实是城市更新的难点，但並非无解。关键在阳光、公平、共享。”
“我们建议，在省级层面出台城市更新指导意见，明確补偿標准底线，引入第三方评估，保障群眾知情权参与权。”
“更重要的是，要创新安置方式，除了货幣补偿，大力推广原址回迁、就近安置、房票制度等。”
“让群眾真正从旧房搬到好房，从忧居变优居。只要政策到位、工作做细、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