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满仓被抓的消息传开之后，江宁府的粮商们像被捅了的马蜂窝，嗡嗡地炸了锅。
有人连夜收拾细软想跑，城门却早已换了值守的兵丁，进出都要查验路引，那些带着大箱小包的人被拦在城门口，一个都没跑掉。
只能在宅子里坐立不安地等消息，派出去打听的人一拨接一拨，带回来的消息一条比一条让人心寒——赵满仓在城东的三间铺面被封了，粮库的封条已经粘贴了，连他在城外的那座田庄都被人围了。
那些平日里和赵满仓称兄道弟、把酒言欢的同行们，此刻象约好了一样，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甚至有人在背后悄悄递了举报信，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把赵满仓踩得又深又狠。
审讯赵满仓的那几天，韩章每天都去牢里坐一个时辰。他不带刑具，不摆官威，只带着一壶茶、两只杯。
赵满仓缩在牢房角落里，一身绸缎袍子皱得象腌过的咸菜，头发散了，脸上糊着泥，嘴角还有干涸的血痕——那是刚被抓时挣扎撞伤的。
韩章在牢门外坐下，把茶倒上，推一杯进去，自己端起另一杯慢慢喝着，也不催，也不问。
茶是上好的龙井，赵满仓闻见那熟悉的香气，喉咙动了一下。他知道，这杯茶喝下去容易，吐出来就难了。
韩章一连去了三天。赵满仓开始骂人，骂吴怀仁不是东西，骂那些举报他的同行是白眼狼，骂这个世道不公，凭什么别人也贪了就他一个倒楣。
韩章听完了，把茶喝完，站起来，走了。
又过了几天，赵满仓不骂了。
他靠在墙上，目光空洞地看着头顶那扇巴掌大的气窗，外面是灰蒙蒙的天，一朵云也没有。
韩章把茶倒上，推过去，他没有端，沉默了很久，忽然开口，声音哑得象砂纸磨过铁器：“我说了，能活吗？”
韩章看着他的眼睛，没有骗他，也没有给他虚假的希望，只说了一句：“说不说，你都是死罪。可说了，你的家人不用跟你一起死。”
赵满仓的身体猛地一震。
他低下头，盯着自己那双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绸缎鞋面，嘴唇哆嗦了很久。
赵满仓交代的东西，比韩章预想的还要多。
他交代了自己如何从吴怀仁手里买官仓的粮食，还交代了吴怀仁到江南之后，给哪些人送了银子、送了粮食、送了人情。
他不仅交代了吴怀仁的事，还交代了之前几任钦差、几任河道总督、几任漕运使的事——那些人在江南做了什么，收了谁的好处，替谁办了什么事，一笔一笔，记得比他铺子里的帐本还清楚。
赵满仓说，这些事是那些人让他记的。
他是粮商，是崔家在江南的白手套，崔家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崔家让他记什么他就记什么。
那些帐目、那些往来书信、那些银钱的去向，他都留了底，藏在城外田庄地窖里的一只铁箱中，钥匙埋在田庄后院那棵老槐树下，用油布包着，埋了三尺深。
韩章连夜派人去了赵满仓的田庄。禁军挖开老槐树下的泥土，扒开层层碎石和树根，果然找到了那只铁箱。
箱子不大，一尺见方，沉甸甸的，表面已经生了锈，锁孔里塞满了泥。
撬开箱盖，里面是一摞摞发黄的帐册和信件，码得整整齐齐，每一本都标注了年份和事由，从吴怀仁到更早，从崔家到卢家到郑家，一桩桩一件件，象一条条盘根错节的树根，深深地扎在江南这片富庶的土地里，吸干了所有的养分。
韩章把那些帐册和信件连夜送进了京城，随同送去的还有一份长长的名单。
名单上的人，有在朝的官员，有在野的士绅，有地方上的豪强，有军中的将领，甚至还有几个前朝遗老的名字。
韩章在奏折的最后写了一句：“江南之患，不在水，不在民，在世家。”
那份奏折送到京城的时候，正是深夜。乾清宫的灯还亮着，萧决披着一件玄色的外袍，坐在案前，把那份折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拿起案上的朱笔，蘸了墨，在那份奏折的末尾批了八个字：“依卿所奏，严惩不贷。”
那道批红的奏折连同萧决的亲笔手谕，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回江宁。
韩章接到手谕的时候，天还没亮，他跪在地上，把那张纸上的每一个字都看了一遍，然后站起来，吩咐身边的随从：“备马，去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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