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西四牌楼还浸在青灰色的晨雾里。
刘记茶馆的罗掌柜象往常一样，天刚蒙蒙亮就起床了。他四十出头，身材瘦削得象根竹杆，套着半旧的灰布长衫，走路时微微佝偻着背，活脱脱一个为生计操劳的小生意人模样。只有那双眼睛——在昏黄的油灯下依然锐利如鹰，扫视四周时带着下意识的警觉——透露出这个人的不寻常。
罗掌柜本名罗勇，是四九城红党地下情报站的站长。这家开了十年的茶馆，就是组织在北平最重要的连络点之一。
他拎着铜壶在后院井台打水，动作不紧不慢。木桶沉入井里时几乎没发出声音，提上来时手臂绷出青筋，却稳得不见水花四溅。这是多年练就的本事——做地下工作的人，连打水都得悄无声息。
灶膛里的火生起来了，罗掌柜往大铁锅里添水。水烧开要一刻钟，他利用这段时间把前厅的桌椅又擦了一遍——虽然昨晚已经擦过，但多擦一遍总没错。做这行，细节决定生死。
一切准备妥当，罗掌柜走到茶馆门口，准备卸下门板开张。
就在他弯腰去搬第一块门板时，目光扫过门坎下方的缝隙，动作忽然顿住了。
那里躺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很普通的信封，街角文具店两分钱一个的那种，没有任何字迹或标记。它就那样静静地躺在青石门坎与门板的夹缝里，象是被夜风吹进去的。但罗掌柜知道不是——门板与门坎的缝隙只有一指宽，风不可能把信封吹得这么端正。
看位置，应该是昨夜被人从门缝塞进来的。
罗掌柜的心猛地一沉，但脸上没有丝毫变化。他迅速扫视四周——清晨的牌楼街空无一人，只有远处传来挑粪工“倒夜香嘞”的吆喝声，和独轮车吱呀呀碾过青石板的声响。更远处，鼓楼方向传来隐约的钟声，那是日本人在搞什么“东亚共荣”的晨间广播。
确定无人监视后，罗掌柜若无其事地弯腰，左手搬起门板，右手顺势从缝隙里捡起信封，动作流畅得就象只是掸了掸门坎上的灰。信封揣进怀里，贴着内袋放好，他才继续卸剩下的门板。
动作依然沉稳，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手心已经沁出了冷汗。
茶馆门开了，罗掌柜象往常一样挂上“茶”字幌子，摆好算盘，坐在柜台后面。他没有立即查看信封，而是先给陆续进门的熟客沏茶——两个拉洋车的力夫，一个赶早市的菜贩，都是老主顾。
等第一波客人坐定，茶馆里响起喝茶、聊天的嘈杂声，罗掌柜才借着柜台遮掩，从怀里取出那个信封。
很轻。他捏了捏，厚度像只有一张纸。信封没有封口，只是简单地对折着。
罗掌柜没有立即打开，而是盯着信封看了足足半分钟。他在判断——这是同志送来的紧急情报？还是敌人设下的陷阱？
地下工作干了十年，他见过的阴谋诡计太多了。假情报、假连络、伪装成同志的叛徒……每一个都可能让整个情报网复灭。去年夏天，西直门连络站就是因为一张来路不明的纸条暴露的，三个同志牺牲，两条交通线瘫痪。
最终，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展开信封。
里面果然只有一张纸。罗掌柜缓缓展开，当看清纸上的内容时，瞳孔骤然收缩。
是一幅手绘的地图。
画在一张泛黄的毛边纸上，纸的质量很差，粗糙起毛，象是从哪个帐本上撕下来的。用的是一截炭笔——不是铅笔，是烧火剩下的木炭条，所以线条粗细不均，有些地方还掉渣。
但这幅地图的精细程度，与它简陋的材质形成了鲜明对比。
整张图大约八寸见方，画的是太行山脉某一段的地形。虽然线条歪歪扭扭，但该有的要素一应俱全：主山脉用粗重的双线表示，支脉用细单线；山谷处画了阴影；几条主要河流用波浪线标注，旁边还细心地画了箭头表示流向。
关键位置画了一个圆圈，不是随意的一圈，而是用炭笔反复描了三四遍，形成一个明显的黑色圆点。圆圈旁边画了几个简笔画——一支长枪的侧影，枪管、枪托、扳机清淅可辨；还有一个带十字的箱子，十字画得特别端正，象是用尺子比着画的。
最让罗掌柜在意的是地图右上角的一个标记：三条短竖线，排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这个标记他见过。
三年前，组织从一批海外爱国华侨捐赠的物资里，发现过类似的标记。当时那些物资的包装箱上，就印着这样一个三角形标记。负责接收的同志说，这是捐赠者留下的暗号，意思是“抗日同心”。
罗掌柜的手指在那个三角形标记上摩挲着，炭笔的粉末沾在了指尖。他的心跳加快了。
如果是敌人设下的陷阱，不可能知道这个只有极少数内部同志才知道的标记。但如果是同志送来的……为什么不使用约定的连络方式？为什么要用这么原始的方法？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大脑飞速运转。
王红霞失踪五天了。
作为组织里最得力的交通员之一，也是罗掌柜亲手培养的骨干，王红霞的突然失联让整个情报站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