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的王一和李彤。“我当时喝多了，就和她们聊了几句，然后一起回了我家。”崔银生说道。当法官询问孩子们为什么会愿意跟他回家时，崔银生给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是她们主动跟我回去的，还向我要钱，说一个给了钱一个没给，缠着我不放。”
然而，崔银生的这番说辞很快就被公诉人推翻。公诉人当庭出示了小区周边的监控录像和证人证言，监控画面清晰地显示，当天下午崔银生在小区门口主动与两个孩子搭话，随后在路边的小商店买了两个棒棒糖递给她们，孩子们接过棒棒糖后，才跟着他离开。
商店老板也出庭作证，证实当天确实看到崔银生给两个小女孩买了棒棒糖。“被告人所说的孩子们主动向他要钱的说法，完全是虚构的谎言。”公诉人严肃地说道，“他是通过赠送棒棒糖的诱骗手段，将两个毫无防备的孩子带回了家中。”
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进一步追问崔银生的杀人动机，崔银生起初只是一味强调自己当天喝多了，大脑一片空白，想不起来具体原因。“我当时喝得太多了，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我有罪，我认罪。”崔银生反复重复着这句话。但公诉人指出，在之前的审讯中，崔银生能够清晰地描述出自己当天喝了多少酒、如何将孩子带回家、如何实施杀人行为以及如何掩盖罪行，甚至能准确说出两个孩子当时穿的衣服颜色，显然并非真的记不清。
在公诉人的层层追问和确凿证据面前，崔银生终于无法再掩饰，遮遮掩掩地说出了真实的杀人动机。他供述，两个孩子被带回他家后，其中一个孩子想要上厕所，当孩子走进卫生间后，他突然产生了性冲动。“她毕竟是个女的，我是个男的，当时脑子一热，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崔银生低着头，声音微弱，“我摸了她，结果被她骂了一句不要脸。”
被孩子斥责后，崔银生的酒意瞬间醒了大半，心中涌起强烈的恐惧。“我害怕她出去后告诉别人，说我猥亵她，那样我就要坐牢了。”崔银生说道，“我当时就想，不能让她们活着离开，否则我的名声就毁了。”正是出于这样肮脏且自私的想法，崔银生对两个年幼的孩子痛下毒手，将她们残忍杀害后分尸，随后将尸体丢弃在城郊的垃圾场，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
公诉人还当庭揭露，崔银生并非初犯，其行为具有极大的主观恶性。经警方调查，崔银生在第二次离婚后一直独居，在周围人眼中，他不仅贪酒好色，还有诸多恶习。更令人发指的是，他在与第二任妻子结婚期间，曾猥亵过自己的继女，只是当时由于家人的隐瞒，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
“被告人长期存在不良嗜好和违法倾向，此次犯罪并非偶然，而是其扭曲心理的必然结果。”公诉人说道，“他采用诱骗手段将孩子带回家，实施猥亵行为后为掩盖罪行残忍杀人，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予以严惩。”
庭审中，崔银生的辩护人提出，崔银生属于酒后犯罪，主观故意不明确，且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有悔改表现，请求法庭从轻处罚。“案发当天被告人确实饮用了大量白酒，醉酒状态下的认知和控制能力都会受到影响，其杀人行为并非完全出于主观自愿。”辩护人说道，“而且他归案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没有逃避罪责，希望合议庭能够考虑这些情节，给予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对于辩护人的这一观点，公诉人和被害人家属的委托代理人均表示强烈反对。“我国刑法明确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不能因为醉酒而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公诉人反驳道，“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思路清晰，步骤明确，从诱骗孩子回家到实施猥亵，再到杀人分尸、丢弃尸体，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充分说明其主观故意非常明显，并非醉酒后的无意识行为。”
被害人家属的委托代理人更是情绪激动地说道：“用灭绝人性、丧尽天良、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罪大恶极等来形容被告人，再贴切不过了。两个孩子才八九岁，天真烂漫，心地善良，在家是好孩子，在校是好学生，她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被被告人残忍地剥夺了生命。他的行为不仅毁了两个孩子，更毁了两个家庭，让孩子的父母承受着中年丧女的巨大痛苦，这种痛苦是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
庭审现场，王一的母亲赵丽梅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愤，对着崔银生哭喊：“我的孩子才八岁，她那么小，你怎么忍心下手？你毁了我的一切，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李彤的母亲也泣不成声：“我的女儿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和爸爸一起旅游，可这个愿望再也实现不了了。你这个畜生，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在场的旁听群众也纷纷对崔银生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法庭内充满了悲愤的情绪。
2009年9月25日，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崔银生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二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崔银生采用诱骗手段将两名幼女带回家中实施猥亵，后为掩盖罪行残忍将其杀害并分尸，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