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眼，没说话。秦山把汤姆逊冲锋枪的枪口顶在他膝盖上，他脸上的肉抽了一下，然后转头对那个瘦小的兵说了几句日语。语气很冲，像是在训斥。
瘦小的兵用那种混着朝鲜话的古怪日语断断续续地答了几句。电台兵听着，脸上的表情从冷漠变成嫌恶，然后转过头，用生硬的汉语说：“他叫金金钟国。朝鲜人。昭和十九年征召。补充兵。一个月前才到缅甸。”
“问他，为什么被征召。”
电台兵问了几句，然后说：“他家在咸镜南道。种田。去年秋天，关东军的人到村里，说每家要出一个男人。他爹年纪大了，他哥腿瘸了。他十六岁。关东军的人说他够了。”
我问：“他自己愿意吗？”
电台兵问了一句。金钟国猛地摇头，摇得像拨浪鼓，眼泪和鼻涕一起甩出来。他说了一串话，声音又尖又急，像是在哭诉。电台兵的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神色——不是同情，是那种“我早就知道会这样”的疲惫。
“他说，不愿意。但关东军的人说，不去就当通敌。通敌全家杀。他怕连累家里。训练了两个月就送上船，到缅甸才一个月。没打过仗，被安排背电台。刚才枪一响，他就躲进灌木丛里了。他说他不想杀人，也不想死。他说他想回家。”
金钟国突然扑倒在我脚前，额头磕在泥地上，砰的一声。他用那种混着朝鲜话的日语反复喊着：“求求你们！不要杀我！求求你们！”
我让孟德海把他拉起来。金钟国站起来的时候腿是软的，脸上全是泥，眼泪在泥脸上冲出了两道沟。那模样，还带着孩子的稚气脸，根本不像一个兵。我想到了国内目前的情况，关东军抓朝鲜人当兵，抓台湾人当兵，抓东北人当劳工。日本的兵源已经枯竭到连孩子都不放过了。
“告诉他，中国军队不杀俘虏。”我对电台兵说。
电台兵翻译了。金钟国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像是听见了不可置信的话。
“再告诉他，如果他愿意配合，把知道的日军情报都说出来，我们可以收留他，让他活着。他的任务只是背电台。现在他的电台坏了，回去也是被自己人枪毙——鬼子不会放过一个丢了电台的通讯兵。”
金钟国听完翻译，沉默了几秒，然后用力点头，点得整个身子都在晃。
我又对电台兵说：“你也一样。愿意配合，就活着。不愿意，按战俘处理，遣送后方。你选。”
电台兵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说：“我叫山田。鹿儿岛人。昭和十五年入伍。我家里也有弟弟，上个月收到信，也被征了。”
他没再说下去。我也没再问。
山田擦了把眼泪，开始磕磕巴巴地交代。他说他所在的中队驻扎在太白加据点，原本满编两百人，现在只剩不到一百二十人，其中一半是补充新兵，没打过仗。中队长是一个叫佐藤的中尉，脾气暴躁，经常殴打士兵。上个月有三个兵开了小差，被抓回来枪毙了。从那以后，中队的士气就垮了。伙食从一日三顿变成一日两顿，主食是糙米和野菜，肉罐头一个月没发过。弹药也短缺，每次巡逻只给每人配三十发子弹，打完就没了。防御工事是三个月前修的，雨季一来，战壕里全是水，机枪巢的木头都泡烂了。
我问：“前沿据点呢？”
山田说，往东北方向，野人山深处有一个新设的前沿据点，叫“二号哨”，驻扎着一个小队，约二十人，配备一挺轻机枪和一具掷弹筒。任务是监视野人山方向的“残敌”——就是我们。二号哨的工事是临时搭建的，竹子和圆木，连铁丝网都没有。补给靠骡马每十天送一次，雨季路烂，最近两次补给都没送到。
秦山把缴获的地图摊开，对照山田说的位置，用铅笔标了出来。那个据点离我们现在的集结点只有半天的路程。
“师座，这个钉子得拔。”秦山说。
我正要回答，秦山腰间的步话器又响了。
所有人的动作同时停住。刚刚结束一场战斗，神经还没完全松弛下来。步话器的声音在安静的丛林里格外刺耳，每个人的手都本能地摸向了自己的枪。经历了刚才那场伏击，弟兄们对步话器的声音有了一种本能的警觉——上一次步话器响，是鬼子来了。这一次，又是什么？
秦山抓起听筒，背过身去，压低了声音。听筒里的声音很轻，但语调平稳，不像紧急情况。他听了一会儿，说了一句：“留一人继续警戒，另一人带着他们过来。”
我们看着他。秦山挂断步话器，转过身，脸上的表情不是紧张，是意外。
“师座，是岩弄。克钦族头人岩弄，带着部落武装，被我们外围的哨兵发现了。已经确认身份，正在带过来。”
岩吞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是岩弄。他自己来了。”
不一会儿，灌木丛晃动了一下。獠牙的一名哨兵率先钻了出来，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高大的克钦族汉子——岩弄。他穿着一件粗布短褂，肩上挂着一支老式猎枪，腰间挎着缅刀，赤着脚，脚底板全是厚茧。他的脸上涂着克钦族战士传统的靛蓝色条纹，从额头一直画到下巴。他的身后跟着十几个部落猎手，背着竹篓，扛着猎枪和砍刀。他们是循着枪声找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