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里的水，又冷又浑。
“李嫂子让我给你带句话，”旁边一个洗菜的大婶低声说，小儿子生了疹子，走不动路，能不能晚两天？
周玲捶衣裳的手顿了顿，从篮子里摸出一小包药粉：“这是军中的特效药，您让她给孩子敷上，三天准好。告诉她，再难也要走，留在南京，迟早是小鬼子的祸害。”
航空大队的掩护也如期展开。清晨的北平上空，六架-262拖着淡蓝色的尾迹掠过，日军宪兵队的岗楼里顿时响起慌乱的警报声。
飞行员故意压低高度，机翼几乎擦着鼓楼的飞檐飞过，吓得岗楼里的日军抱着枪瑟瑟发抖。
“投弹！”沈玉薇的声音在电台里响起。战机腹下的航弹呼啸着落下，却没炸在岗楼上，而是精准地落在了岗楼前的空地上，巨大的冲击波掀飞了岗楼的门窗，却没伤到人。
“这是警告！”沈玉薇对着话筒冷笑，“下次再敢盘查百姓，就炸掉你们的炮楼！”
日军的战机想升空拦截，却被-262的速度吓破了胆。
有两架零式战机刚爬升到千米高度，就被-262追上，飞行员甚至没看清对方的动作，机翼就被航炮扫中，冒着黑烟栽向地面。
从此，只要新一军的喷气战机出现在上空，日军的机场就一片死寂，连引擎都不敢启动。
国军的飞机更是躲得远远的。汤恩伯的空军看着-262在头顶盘旋，连升空示警的勇气都没有——他们的螺旋桨战机在喷气式面前，跟玩具没两样，谁敢拿鸡蛋碰石头？
掩护之下，接亲队伍的行动顺利了许多。
在济南，特种大队的队员扮成伪军，大摇大摆地走进日军控制的棚户区，将三十多个军属装上“运粮车”，岗楼里的日军还以为是在转运“慰安妇”，挥挥手就放行了。
直到车队出了城，队员们扯下伪军的臂章，军属们才反应过来，抱着队员们失声痛哭。
在天津，女子亲卫团的队员用胭脂水粉贿赂了伪警察署的小队长，趁着夜色将二十多个孩子从地窖里接出来。
这些孩子的父亲都是新一军的战士，为了躲避日军搜捕，已经在地窖里藏了半年，出来时个个面黄肌瘦，见到月光都眯起眼睛。
最惊险的是在南京，李干事的妻子带着孩子刚走出巷口，就遇到了巡逻的日军。
周玲当机立断，抱着孩子钻进旁边的妓院——那是事先联系好的落脚点，老鸨是地下党，早就把她们的身份换成了“新来的姑娘”。
日军闯进妓院搜查时，周玲正给孩子喂奶，老鸨笑着递上烟：“太君，都是些苦命人，哪有什么军属？”日军捏了捏周玲的脸，骂了句“花姑娘”，悻悻地走了。
半个月后，第一批军属抵达东北。
当火车驶进沈阳站时，站台上的新一军将士们自发列队，向这些饱经风霜的亲人敬礼。
一个老太太抱着儿子的遗物——一顶磨破的军帽，看着站台上“欢迎军属回家”的横幅，突然跪倒在地，对着东北的方向磕了三个头：“柱子啊，娘到东北了，娘来看你了……”
吴邪站在站台上，看着这一幕，眼眶有些发热。
他走过去扶起老太太，轻声说：“大娘，以后东北就是您的家，新一军就是您的儿子。”
军属们被安排住进了新建的家属院，青砖瓦房，独门独院，院里还种着桃树。
每天有专人送米送菜，孩子可以免费上学，老人能去军队医院免费看病。
那些牺牲烈士的家人，每月还能领到抚恤金，足够安稳度日。
李干事的妻子看着窗明几净的屋子，又看了看正在院子里追逐蝴蝶的儿女，突然捂住嘴，眼泪无声地滑落。
她知道，丈夫的血没有白流，他们一家人，终于有了真正的家。
接亲行动还在继续，航空大队的轰炸也没停。
日军被搅得焦头烂额，关内的报纸骂声一片，说“共军新一军肆意袭扰，破坏大东亚共荣”，却连一架能对抗-262的战机都派不出来。
重庆方面看着新一军在关内来去自如，气得蒋介石摔了茶杯，却只能下令“密切关注”——他们既不敢得罪新一军，又怕日军迁怒于己，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场“归雁计划”顺利进行。
三月底的东北，桃花开了，粉白的花瓣落在家属院的墙头上，像铺了层薄薄的雪。
吴邪走进一所军属小学，看到孩子们正在唱《松花江上》，其中有不少是从关内接来的，脸上已经有了笑容。
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举着铅笔，在纸上画着-262的样子，旁边写着歪歪扭扭的字：“长大了，我也要开飞机，打小鬼子。”
吴邪蹲下身，摸了摸他的头。他知道，接来的不仅是军属，更是希望。
这些孩子在东北长大，会记得是谁给了他们安稳的生活，会记得这片土地曾经历的苦难。
夕阳西下，家属院的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混着桃花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
远处的训练场上，传来士兵们的口号声，与家属院里的笑声交织在一起，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