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头阵，一起拥堵冲击新设立的乡镇衙门。
族中的读书人大声疾呼，宣称苏州府官员倒行逆施，横征暴敛。
朱元璋对此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专门从山东调拨了一批卫所军队，来苏州和各个府县驻防。
苏州府城驻扎了一个卫，下属的每个县驻扎一个千户，每个乡镇驻扎一个百户。
士绅地主发动各色人等围堵衙门，在地方驻扎的军队就马上得到通知：
地方刁民奸商聚众抗税，他们的任务是出兵“镇乱”。
按照朱元璋直接传达的要求，第一次镇乱的行动要“从严从重”。
各地驻军连续发出两次警告，抗税人仍然协众对抗，便非常果断的开枪了。
现场有好几百人，驻军第一轮开枪只是打死了几十个人。
但是现场的各色人等本来就不是来造反的，关键是都带着法不责众的心态。
觉得军队不敢直接开枪，才聚在一起对抗的。
军队一旦开枪，无论是地痞流氓，还是士绅的家奴，以及被聚拢来的佃户们，马上就一哄而散了。
军队马上散开去抓俘虏，审讯找出幕后的主使者，然后直接上门抓捕当事人。
主犯家族直接公开吊死，剩馀家人全部流放南洋去开荒挖矿。
对方的所有土地自然也全部没收成为官田。
整个夏收过程之中，苏州地方小规模民变此起彼伏，但都是旋起旋灭。
这个过程看似非常简单，但朱元璋却也没有大意。
严格控制南直隶地区府州县的人员流动，除非必要短期内不再发放路引。
持续集中整训京师周边驻军，防备有可能会出现的大规模动乱，并向南直隶府下属府州县增兵，让南方驻军与北方驻军换防。
同时继续提高军饷和官员俸禄，发更多不同名义的补贴，安抚官员的状态。
朱元璋担心其他地区的士绅有兔死狐悲之感，会提前组织起来反抗。
但是朱元璋可能过于谨慎了，宋朝以后仍然敢于起兵造反的人，已经几乎没有新生代的士绅成员了，几乎都是各种朝不保夕的底层人。
市民化的士绅更加乐于坐看风云变，然后选择最强的军阀前去投靠，依靠自己实际掌控地方的根基，换取对方的接纳和承认。
但朱元璋就是元末杀出来的最强军阀，其他的军阀已经全部被剿灭了。
明初的这十几年时间里面，大明在内外部的战斗始终没有完全停止，军队战斗力自然也还没有明显的衰退，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力也还在巅峰状态。
朱元璋现在真的掌握着百万大军。
现在要从头培养一个新的军阀，正面对抗朱元璋这个巅峰大军阀，那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只能考虑从内部撕裂朱元璋的势力。
朱元璋和朱桓同样早有准备，一直在各种手段弥合内部矛盾，一直在创造和分配新的利益，此时的大明在产业上仍然属于开拓期。
这时候的大明皇室、勋贵、官员是颇为团结的，也是很难被迅速撕裂的。
绝大部分士绅不想失去利益，但同样不想为了利益失去性命。
那最终就只能接纳朱元璋这个胜利者定的新规矩了。
其实在改朝换代的时候，绝大部分士绅也都有心理准备。
他们知道肯定会有“新朝新气象”具体的强弱方向根本无法预判。
当改革没有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暂时没有士绅敢于冒险提前主动准备叛乱。
等到改革落到的头上的时候，再临时起意就来不及了，会被卫所兵轻松镇压。
苏州的内部改革测试开始的时候，外部的军事行动同样没有停止。
在朱桓的提议和组织下，大明的军费成了财政司直接开列的固定开支，永远不得与其他任何费用相互拆借。
军费内部再分成装备开发和生产、军和军需储备和供应、士兵搞赏和抚恤金这样三个子项。
参军府配合财政司完成军费核算，确保所有的军费开支都有明确去向，也确保发动一场战争的绝大部分开支明确清淅。
做到中小规模的作战行动常态化，确保随时都有主力部队正在作战，也不影响其他财政项目稳定。
也就是要能够打长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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