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把出租屋的窗帘染成一层薄纱似的灰蓝时，我已经摸黑坐起身。手腕上的电子表在昏暗中跳着微弱的光，四点五十五分——这个点的脑子像刚被清水滤过，没有白天的嘈杂，连线卡上的色号都看得格外分明。我轻手轻脚挪到外间的折叠桌前，把昨天理好的三捆线一一铺开：米白的是主色，浅咖勾边，再配一小卷烟灰色的明线，这样绣在棉衣领口不会太跳，又能压得住版型。线卡在指尖蹭过，棉线的纹路磨得指腹发涩，这是做服装的人最熟悉的触感，踏实得很。
里屋传来轻微的响动，是阿玲醒了。她总这样，我一有动静就跟着醒，却从不赖床。没一会儿，厨房飘来米香，混着瘦肉被小火熬出的鲜气，漫过整个屋子。我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挂版图纸，鼠标在“肩宽”“袖长”的参数框里点着，偶尔抬头看一眼厨房门口——阿玲系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正弯腰搅着锅里的粥，发梢垂在脸颊边，随着搅动的动作轻轻晃。
“先喝粥吧，熬得糯了。”她端着两只粗瓷碗出来时，我刚把最后一张样衣挂牌按尺码分好类。碗沿还带着热意，瘦肉被剁得细碎，混在米粒里熬得软烂，喝一口从喉咙暖到胃里。阿玲坐在对面，小口扒着粥，眼睛却时不时往我手边的样衣瞟：“今天寄去南头的花形，要不要再核对一遍？”“都理好了，等下直接让拉车仔捎去车站。”我扒完最后一口粥，把样衣塞进防水袋里，又把打印好的花形图纸叠得整整齐齐塞进去。
到了档口，一进去就被棉衣占满了大半空间。深秋的虎门已经有了凉意，档口的生意跟着暖起来，挂杆上挂满了刚到的棉衣，连地上都堆着几包待拆的货。我蹲下身把多余的尺码往编织袋里塞，xl和xxl的款占了大半，这些在天刚凉时买衣服的人内衬穿的少还不很好走，拉回出租屋存着更省心。“木子老板，又要搬货啊？”楼下的拉车仔阿强探进头来，他总来得早。“帮我拉去出租屋，还是老地方。”我递给他一支烟，看着他把编织袋扛上小推车，才松了口气——档口总算能腾开地方，客人进来也不至于转不开身。
刚把样衣寄走，就有个穿夹克的男人站在档口前，搓着手问：“老板，有棉裤吗？”我愣了一下，虎门这几天最高温还二十多度，怎么就有人找棉裤？“大哥，这天气穿棉裤会不会太闷？”我递给他一瓶水，他接过去灌了一口，笑着说：“你是外地来的吧？广东好多地方靠山区，像清远、韶关那边，早晚温差能差十度，我们早晨晚上开摩托车风吹上来挺冷的，腿不裹严实点能冻得发麻。”
这话一下戳中了我。当年在老家开摩托去羊毛衫厂拉货，一到深秋就把皮裤套在棉裤外面，风刮在腿上也不觉得冷。我心里一动，这可不是个小市场？“大哥，你下周再来，我这边差不多能做出样品。”我赶紧追问，“裤长你偏好哪种？长裤还是短点的？”“别太长，七八分、九分就行，骑摩托方便，也不拖泥带水。”他丢下这句话，又看了两件棉衣才走。
我转身就跟阿玲说：“今天得辛苦你盯档口，我去趟广州。”抬头看墙上的挂钟，已经十一点多了，再磨蹭就赶没时间了。我抓起包就往楼下跑，市场的楼梯间挤满了拉货的人，我挤着人群往下冲，鞋跟蹭到台阶也顾不上。汽车站就在市场旁边，我喘着气冲到售票口，买了最近一班去广州火车站的票，刚坐下没两分钟，车就开了。
大巴车在高速上晃了一个多小时，到广州火车站时，太阳已经有点偏西了。我直奔旁边的白马市场，红棉市场紧挨着，都是做服装批发的老场子。一进市场就被喧闹的人声裹住，每家档口都挂着新款，喇叭里喊着“新款到货，爆款补货”。我挨家挨户问：“老板娘，有棉裤款吗？”大多档口的老板都摇摇头，要么就说“还没上”，偶尔有几家说有，却把新款藏在里间，掀开布帘让我看一眼就赶紧盖住——怕被抄版，这是批发市场的规矩。
走了几十家档口，总算看到几款棉裤。有一款黑色的，裤型是直筒的，口袋做了斜插的样式，我一眼就喜欢上了。可一说到拿货，老板就皱起眉：“要提供档口地址，我们代发货，不做现拿。”我心里犯了难，虎门的档口地址一报，他们肯定知道是同行，说不定直接把我赶出去。
正站在档口门口犯愁，突然想起毛毛。她在老家勤俭路开了家服装店，去年我还帮她寄过两批货，地址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赶紧跟老板说：“地址写浙江嘉兴勤俭路xx号，收货人写毛毛。”老板看了我一眼，没多问，开了单让我付了钱。
手里攥着单据，脑子里记着好几款棉裤的样式，怕走一路忘了，我在市场门口的小店买了本练习本和一支圆珠笔，就往汽车站赶。等车的时候找了个台阶坐下，笔尖在纸上飞快地画着：刚才看到的那款直筒裤，口袋的位置要再往上提一点；还有一款带抽绳的，腰头可以改得宽一点，更舒服。画到一半，想起得跟毛毛说一声，掏出手机拨了她的电话。
“喂，毛毛，我是木子。”“木子？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