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问我在不在，你就说我出去办点事。还有，你可得看清楚了，别认错人，也别让别人冒领了。”阿芳拍着胸脯保证：“木子哥你放心，我的眼力，过目不忘！”
第二天一早，我就揣着钱去杭州补货了——店里的毛衣也快卖完了，得赶紧去进货，不然要断货。等我从杭州回来，已经是傍晚了，店里都快关门了，路灯都亮了。阿芳看见我，赶紧从抽屉里把那两千块钱拿出来，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木子哥，沈琪今天没来。我问了店里其他的人，也没见他过来，说不定是来的时候我们正忙，没好意思进来，又走了。”我接过钱，心里有点纳闷——沈琪不是那种爽约的人，可当时忙着对账，也没多想，把钱收起来，又跟阿芳算了当天的营业款。
可后来的几天，沈琪还是没来。我那阵子忙着照顾毛毛，又要管店里的生意，没功夫去找他，渐渐地，也就把这事忘了。直到几年后，我路过他家门口看见有人在卖烤红薯，突然想起沈琪——我好像很久没见过他了。我赶紧上前敲他家的门，没人应，难道搬家了？他那天没来拿钱，会不会是来了店里，没看见我，以为我是故意避开他，不想借给他？要是这样，那我可就太冤枉了——我当时是真的去杭州补货了，不是故意躲着他。可我再也没机会跟他解释了，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沈琪，不知道他家里的急事解决了没有，不知道他后来去了哪里，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当年一起分烤红薯的日子。
人这一辈子，就像走在一条路上，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事先打个招呼，就并肩走一段；有些人才刚说上几句话，就分道扬镳了。像王海威，像沈琪，我们曾经都是掏心掏肺的朋友，可最后，却都断了联系，只剩下一点回忆，留在心里，偶尔想起，会有点怅然，也会有点遗憾。
不过那时候，我也没太多时间想这些——毛毛的肚子越来越大，有天早上突然出血了，我吓得魂都飞了，赶紧骑着摩托车把她送进产院。医生检查后说要住院保胎，眉头皱得很紧：“胎盘有点低，胎位也不正，现在都快七个月了，要是流产太可惜——是个男娃。”我一听“男娃”，脑子“嗡”的一声就懵了——我一直想有个像小章芸那样的女儿，扎着羊角辫，脆生生喊我“爸爸”，可偏偏是个男娃。更让我慌的是，我拉着医生的手问：“她流了血，这娃生出来会不会是怪胎？万一有先天毛病咋办？要不……要不就拿掉吧？”
毛毛本来就吓得发抖，听我这么一说，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却还是点了点头：“听你的，要是娃有毛病，以后也是遭罪。”我赶紧跟医生说要打胎，医生起初不同意，语气很严肃：“再过三个月就能足月了，现在打胎跟生孩子一样伤身体，太残忍了。”我当时急得不行，嗓门都大了：“那要是生下来有缺陷，你们产院负责吗？”医生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半天叹了口气：“你要想清楚，签字吧。”
我签了字，医生给毛毛配了打胎药。第二天一早，岳母拎着保温桶来病房，刚掀开盖子就愣了：“咋没动筷子？”毛毛声音发颤地说吃了打胎药，岳母手里的勺子“哐当”掉在碗里，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拉着毛毛的手哭：“你傻啊！男娃咋了？流点血就不是娃了？这都七个月了，他在你肚子里都能踢腿了！”
晚上我去病房时，毛毛红着眼睛跟我说：“木子，咱不打胎了吧。医生说现在打胎比生孩子还伤身体，以后可能怀不上了。对面病床的大姐也说，就算娃有毛病，也是咱的娃，我认了。”我看着她眼底的红血丝，心里像被揪着疼——我知道，这一天病房里肯定讨论了很久，岳母、病友都在劝她。毛毛拉着我的手，语气带着点赌劲：“我想赌一把，就算是怪胎，我也养着。”我赶紧攥紧她的手，声音有点哑：“不打了，不打了，咱不赌，咱的娃肯定好好的。你别想了，多休息。”
从那以后，毛毛就一直在医院住着，再没出过院。有天晚上，她摸着肚子跟我说：“木子，你要是实在熬不住，就去外面找女人吧，我不怪你。”她声音轻轻的，像怕碰碎什么似的，我心里却像被针扎了下，赶紧捂住她的嘴：“胡说啥？我守着你就够了。”虽然那时候年轻，免不了睡觉时会想这些，可我知道，毛毛在病房里受着罪，我要是做了那种事，就不是人了。
离预产期越来越近，我大部分心思都放在她身上——每天早上先去店里交代好活计，再去医院给她送早饭；中午赶回来陪她吃午饭，听她讲病房里的事；晚上就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凑合一晚，第二天一早又去店里。店里的生意虽然不算特别红火，但也稳定，足够我们一家三口过日子。我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看着窗外的梧桐树叶子一片片落下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毛毛和孩子好好的，就算少几个朋友，就算有再多的遗憾，也没关系了。
蟹香绕牖护胎安，故友歧途意渐寒。
一诺空悬嗟聚散，惟将心寄月轮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