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底的风已经带了些暖意，吹在窗棂上沙沙响时，我才猛地拍了下大腿——明天就是五一，婚宴的日子就定在这天，可我和毛毛的结婚照，竟还没来得及拍。
毛毛正坐在桌边叠喜糖，闻言抬头笑出两个梨涡：“你呀，忙得脚不沾地，倒把正经事忘了。”她指尖捏着张糖纸转了转，忽然眼睛一亮，“对了，我发小徐惠琴，她哥徐惠明不是在环东路上开照相馆吗？咱们找他去，熟人办事，又快又放心。”
这话倒是提醒了我。徐惠明的照相馆我有印象，就开在我们以前的经营部斜对面，门面不大，门口总挂着几幅裱好的全家福，玻璃擦得锃亮。当天下午我就和毛毛过去，徐惠明一听是给新人拍结婚照，当即放下手里的活儿，笑着说：“放心，保准给你们拍得精神！人民公园的景致好，这会儿蔷薇开得旺，去那儿选景正好。”
我赶紧回家拿了套白西装，毛毛拿了白礼服，去公园穿上身时对着镜子照了又照，总觉得不够体面——倒不是衣服不好，是我脚上还穿着双旧皮鞋，鞋头沾着圈土，是前几天跑建材市场时蹭的。当时光顾着高兴，竟忘了换双新鞋。
“要不回去换吧？”毛毛拉了拉我的袖口，眼神里带着点犹豫。我看了看天，太阳已经往西斜了些，再折返一趟，怕是要赶不上公园里最好的光线，只好摆摆手：“算了，不耽误功夫，拍的时候注意些角度，说不定看不出来。”
徐惠明扛着相机跟在我们身后，闻言打趣：“新郎官帅，穿旧鞋也精神！”他选了处蔷薇花丛旁的石凳，又找了片爬满青藤的花架，让我们并肩站着。毛毛穿了件白色礼服头发梳得整齐，发梢别着朵白色的小绒花，我伸手想牵她的手，又觉得不好意思，指尖在身侧蜷了蜷，最后还是她主动挽住了我的胳膊，掌心的温度透过布料传过来，暖得我心里发慌。
拍照时我总忍不住盯着鞋头看，徐惠明喊“笑一个”，我才勉强扯出笑容。毛毛偷偷用胳膊肘碰了碰我：“别盯着鞋看啦，看我。”她眼睛弯着，像盛了星光，我这才定了神，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她身上——管它什么旧皮鞋，身边站着她，就是最好的光景。
拍完照，我反复叮嘱徐惠明：“今晚无论多晚，一定要把放大的照片送过来，新房的墙都空着呢，得挂上去才像样子。”他拍着胸脯应下，说连夜洗印，保准误不了事。
那天晚上，我和毛毛在新房里等着，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走，时针过了十一点，门外才传来敲门声。徐惠明拎着个纸筒，额头上还带着汗：“赶出来了，你们看看，满意不？”
我急忙拆开纸筒，两张放大的结婚照露出来——照片里的毛毛笑得温柔，我穿着白西装，虽然后知后觉发现鞋头的土还是隐约能看见，可心里却满是欢喜。我们借着台灯的光，踩着凳子往墙上钉钉子，楼下客厅挂两张，一张是我们并肩站在蔷薇花旁的，一张是在青藤架下的；楼上卧室也挂两张，选的是两人侧脸相对的，画面里的光软乎乎的，像裹了层蜜糖。
挂完最后一张时，窗外已经是深夜，毛毛揉了揉腰，笑着说：“这下像样了。”我看着满墙的照片，又看了看她，忽然觉得浑身的疲惫都散了，只余下满心的踏实。
把毛毛送回家后我直接躺在地毯上睡了，没精神把刚摆好的床搞乱明天再铺床。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就叫了辆出租车去接毛毛。那会儿嘉兴的出租车还不多，得提前预定，车停在毛毛家楼下时，炮竹声响了起来，我攥着口袋里的红包，手心都出了汗。
门一打开，先是一阵笑声涌出来，毛毛的几个姐妹堵在门口，个个眼含笑意。“新郎官哥哥，想接走新娘可没那么容易！”其中一个姑娘叉着腰，“红包呢？不给红包，不让进门！”我赶紧把准备好的红包递过去，一个个分完，才得以挤进门。
毛毛坐在床沿，头上盖着块红方巾，听见动静，指尖轻轻攥着衣角。我刚要走过去，她的发小长春妹妹突然拦住我，笑着喊：“不行不行，得抱着新娘下楼！不然我们就不让走！”
周围的人跟着起哄，我看了看毛毛，她隔着红方巾，声音轻轻的：“别逞强，我不轻呢。”我哪能说不行？深吸一口气，弯腰将她抱了起来——毛毛看着瘦，抱在怀里却实打实有一百斤，我胳膊微微发紧，却不敢松半分，一步步往下走。身后的笑声跟着我们飘下楼，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红方巾上，映得我的心也暖烘烘的。
婚宴办得热闹，亲戚朋友坐了满满八桌，酒杯碰撞的声音、说笑声混在一起，我忙着敬酒，一圈下来，脸都红透了。席间徐惠明也来了，扛着相机四处抓拍，一会儿拍我们敬酒的模样，一会儿拍长辈们说笑的场景，忙得不亦乐乎。还有个朋友也带来了相机，说是要帮我们多留些纪念，镜头对着我和毛毛时，我总忍不住拉着毛毛的手，怕她被人挤到。
酒席散后，我带着毛毛往家走。那会儿嘉兴还是个小城，交通不发达，晚上没有夜生活，天刚擦黑，马路上就基本看不到人了，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