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前的半个月，街上像泼了盆滚沸的热水，骤然蒸腾起烟火气。平时蜷在厂里、守着家的人，这会儿都揣着票子、拎着布袋子，成群结队往商业街涌。我们的店开在步行街中心，更成了漩涡的圆心——每天我还没到店，门口就攒着七八个人，有搓着手等开门的，有踮脚往里头瞅的，连隔壁摆地摊修鞋的老王都打趣：“木子，你这店门槛都快被踩平喽。”
有天我特意提前十分钟到，远远就见店门口围了圈人，男女老少挤在卷闸门跟前。有个大嫂扒着门缝往里瞧，跟身边人念叨：“他家织锦缎棉袄花色最全，我闺女就盼着过年穿件红的。”我捏着钥匙站在对面，没敢贸然过去。店里货架占了半间屋，成衣挂得密密麻麻，真要一个人开门，人潮涌进来，谁顺手摸件衣服揣怀里都顾不上。只得缩到“天真照相馆”门口抽烟。
照相馆玻璃橱窗里摆着幅结婚照，新娘穿的正是织锦缎棉袄，新郎是灰中山装，看着倒比我店里的旧些。我抽着烟数地上的砖缝，等了约莫五分钟，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见是阿芳和小姜——俩姑娘裹着厚围巾，冻得鼻尖发红。“老板，我们来啦！”阿芳嗓门亮，门口等着的人听见动静，立马朝这边望。我掐了烟：“再等会儿，张阿姨和陈阿姨还没到。”
正说着，张阿姨和陈阿姨骑着自行车过来了，车筐里还放着饭盒。“木子，来啦？”张阿姨下车时扶了扶眼镜，“昨晚我家老头子还说，你这店年前怕是要忙疯。”她俩是丝厂刚退休的，手脚麻利又懂布料，店里老主顾都爱找她俩参谋。等四人到齐，我才走过去开锁。刚把卷闸门拉开条缝，人群就像潮水似的涌进来，带着寒气和喧嚷，瞬间把店里填得满满当当。
“老板，给我儿子试那件深灰中山装！”“姑娘，帮我看看这件织锦棉袄，我穿会不会显老？”“老板，你上次说的藏青西装还有吗？我家小子过年要去对象家。”叫喊声此起彼伏，阿芳和小姜忙着递衣服、扯拉链，张阿姨和陈阿姨蹲在柜台后开票，笔尖在纸上划得沙沙响。我被挤在货架中间，刚帮个大叔脱下试穿的大衣，又被个大嫂拉着：“老板，你帮我家男人试试那件呢大衣呗？他跟你差不多高，我怕不合身。”
我笑着应下来，脱了自己的棉袄，穿上那件藏青呢大衣。衣料是正经羊毛混纺，挺括得很，领口刚好贴在脖子上，不松不紧。那大嫂眼睛一亮：“哎哟！就这效果！我家男人跟你身量差不多，肯定好看！”旁边几个看热闹的也凑过来：“老板你穿啥都精神，这大衣配西装正合适。”我顺势接话：“过年嘛，穿一套才体面。这西装穿在内里能撑起肩膀，天冷配大衣穿，走亲戚、见朋友都撑得起场面。”
那大嫂果然犹豫了：“那……西装也拿一件？”我帮她翻出同色系西装：“试试呗，不合适再换。”其实我心里有数——打十七八岁起，唐国强他娘就总说我：“木子这身架子，是老天爷赏饭吃，粗布褂子都能穿出模样。”果然，几年后这“衣架子”竟真成了开店的活招牌。那会儿在工厂做钣金工，海盐有家衬衫厂招男模，我真动过心，就嫌路远没去，如今倒靠这副身板帮衬着做生意。
忙到晌午，没人顾得上吃饭。小姜从包里掏出煎饼，咬一口噎得直瞪眼；阿芳泡了碗方便面，刚撕开调料包，就被人喊去拿尺子量腰围。我兜里揣着两个肉包子，是早上毛毛塞给我的，趁没人找的空当，躲在柜台后咬了两口。冰凉的肉馅混着葱香，才觉出肚子真饿，可抬头看见货架上的织锦棉袄少了大半，柜台下的钱匣子已装满一抽屉，正往第二抽屉填，又觉得这饿也值当。
有姑娘试棉袄时，我总爱多嘴两句。有个穿枣红棉袄的姑娘，脸圆圆的，试完总说“是不是太艳”。我笑着逗她：“艳才好呢，过年不就图个红火？你穿这颜色走在街上，小伙子都得回头看。要不是你有对象，我都想跟你搭个话。”姑娘脸一红，嘴上嗔“老板真会开玩笑”，手却摸向旁边的呢料两用衫：“那这件灰的，配棉袄穿好看不？”我赶紧接话：“绝配！开春脱了棉袄，单穿这个也精神。”她果然连两用衫一起买了，付钱时还偷偷跟小姜说：“你们老板真会夸人。”
天黑透了才关上门，我和员工们累得靠在墙上直喘气。张阿姨数了数装票子的抽屉，笑着说：“今天又装了二抽屉。”我让她们先下班，自己扛着个蛇皮袋——里头是一天收的钱，沉甸甸的勒得肩膀生疼，心里头却暖烘烘的。
回到家，毛毛早把牛皮纸铺在了床上。她爱数钱，说“听着票子沙沙响，心里踏实”。我把钱倒在纸上，新钞旧票混在一起：新钞带着油墨的脆香，旧票子沾着菜市场的葱味、供销社的木头味，连铜角子都磨得发亮，滚在纸上叮当作响。毛毛蹲在床边，手指沾着唾沫数得认真。我泡了杯热茶，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听着她数钱的声音，窗外鞭炮声隐约传来，竟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日子。
春节那天，原打算开半天店就收工，可从早上七点半开门，人就没断过——有来买拜年新衣服的，有嫌昨天买的尺寸不对来换的，四个员工忙得脚不沾地。我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