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是批发商，这是抵税的凭证。”他拿过一张发票指给我看，笔尖点着金额栏，“这是33的营业代扣税发票，要是被人拿去填了数字，人家抵了税，国家就少了钱，最后查出来得你赔。”
我这才明白，原来一张薄薄的纸，背后牵着这么多门道——客户要开发票，就得交那33的税，我得把这笔账算进成本里。
一个月后，经营部的金字招牌挂起来那天，我请了厂里的伙计和帮忙的亲戚来吃饭。
炒货店的王婶送了串红辣椒挂在门楣上，红得亮眼，三姐夫骑着他的“幸福”摩托车，在门口转了两圈，笑着喊：“李老板，开业大吉！”
可这“大吉”没撑过二月。
那天我正给上海来的客商打包毛衫，门口突然冲进来个跑运输的老陈，气喘吁吁地喊：“木子！麻烦了，税务局查得紧！”
“查啥？”我还没反应过来，他拽着我往外走：“轻声说查客商的包裹！不管哪儿来的，只要是毛衫，拿不出发票就罚税！刚才我在火车站见着了，几个东北客商的货被扣了，罚了两千多！而且路边也在查”
这话像阵冷风，瞬间吹凉了整条街。不到半天，消息就传遍了——外省客商怕了，有的刚到嘉兴火车站，听说查得严，转身就买了去上海的票；有的干脆绕路去了卜院、洪合，直接找小加工厂拿货。
住在各大宾馆的客商都溜了，去饭店吃饭也见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了，往日里热闹的街面空荡荡的，连路边卖茶水的摊子烟摊子都没人光顾，只剩刚刚南下的西北风呼呼的吹，梧桐树叶子哗啦啦的落下来，铺晒在环城东路上，一片灰黄色，气温也像是猛降到零下了。
我站在经营部门口，看着空荡荡的环城东路，心里像堵了团火，顺着喉咙往上冒。
嘉兴本是毛衫批发的老窝，这一二年刚刚有点起色红火起来，全国各地的客商来了，带动着原料、辅料，加工、运输一起活，连街边的面馆、旅社都跟着沾光，这下倒好，不问青红皂白就挥大棒罚外省人——要查也该查生产商啊，这不是杀鸡取卵是什么？
“李老板，货还发吗？”仓库的伙计探出头问，我回头看了眼货架上堆得满满的毛衫，那些米白的、烟灰的、酒红的，此刻都像在瞪我——我花了四万八改造，托了人情办手续，欠了丽珠姐的情，好不容易开起来的经营部，就这么要成了摆设了？
隔了几天夜里关店门时，卷帘门拉下来上锁后，我靠在门框上，眼眶发热，眼泪差点掉下来。
可哭有啥用？得想办法。
正蹲在路边抽烟，身后传来个声音：“木子，还没走？”
是洛东羊毛衫厂的老板阿大，他揣着个搪瓷缸子，里头泡着浓茶，热气袅袅。
我抬头看他：“阿大，你来嘉兴了，有事？”
他蹲下来，跟我并排看着马路，茶缸放在地上：“听说你这店……想转？”
我心里一动：“你要？”
“现在这形势我想开个直销店，厂里的货直接在店里卖。”他喝了口茶，“你想多少钱转？”
“我总投资七万，我刚开业没几天，但也算赚了三万，四万给你。”我咬了咬牙，阿大挑了挑眉：“你倒实在。不过我手头没现钱，能不能用你拿我货的货款抵？”
我笑了：“货款抵也行，那得给我五万。”
他“嘿”了声：“你精！”
“是你精。”我弹了弹烟灰，火星落在地上灭了，“货款里你本就有利润，抵四万，等于你多销了货又多赚了一万多。你要么给现钱四万，要么货款抵五万，你选。”我知道他最近手头紧，果然，他琢磨了会儿，叹口气：“行，货款抵五万就五万，谁让我看上你这位置了。”
签转让协议那天，我最后看了眼经营部的货架，空荡荡的，只剩几块没撕干净的价签，在风里轻轻晃。
阿大拍了拍我肩膀：“别灰心，这行当还能起来。”
我没说话，转身往外走。
走到环城东路口，回头望了眼那栋老房子，墙皮上还留着改造时的痕迹，心里泛酸——这是嘉兴第一家毛衫经营部，却也成了第一个被这场“严查”掐死的店。
风从南湖那边吹过来，带着水汽，凉飕飕的，我裹了裹外套，只觉得这生意场，比南湖的浪还急，一脚踩不对，就可能翻船。
忽逢税网锁商羁。
嘉兴浪里叹风疾。